合訂本: 軍事討論版 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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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的弟弟宋子良當時在西南公路運輸處任職，主管戰略物資的運輸，自己也做些生意，他與九龍海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走門路不成問題。他不知道姐姐為何叫他立即到九龍，因此日夜兼程趕來。
宋慶齡對弟弟說，“保盟”有兩車物資要過境，東西很值錢，海關很可能找麻煩，這事情非得他出面不可。倘若他不願意，那麼她就要親自去押車。
  “阿姐這話說重了。”宋子良頓感不安，他對二姐向來挺尊重。“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哪能勞您大駕親自動手呢，那樣人家會在背後戳我的脊樑骨，子良有何顏面見人。”
  “好吧，這兩車貨就看你的了。”
    宋子良不敢懈怠，當天就去九龍海關打點，調動種種關係，很快大功告成。海關方面給予這批貨物特殊關照，其批文為:“免予上稅，立即放行。”
    綠燈亮了。
早已潛入香港的中共長江局運輸科長王超北以及龍飛虎、邱南章等人參加運送，順利過關並將東西安全帶回內地。
這 些電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及時溝通了各戰場與黨中央的聯繫，成為紅色無線電通訊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曾高度評價說:“機要工作是黨的咽喉命脈。”毛澤東主席也多次把機要通訊工作生動地比喻為“黨的機體上的血管”。
宋慶齡掩護紅色電臺過關，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歷史上留下了極其光輝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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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香港購置通信器材的情況
作者：申光



我原來是舊東北軍的，一九三五年調到陝北，十月在勞山戰役中被解放過來。勞山戰役之後，我主動要求參加紅軍，受到徐海東、劉志丹和郭述申同志的接待和照顧。


中央紅軍沒到陝北以前，陝北就有了一個通信學校，校長吳澤光，政委是錢鈞。據說錢鈞在蘇聯學過空軍，在鄂豫皖蘇區時弄到過一架飛機，由錢鈞駕駛這架飛機炸過
黃安，後來汽油用完了，飛機也飛不動了。到陝北後，他就在通信學校當政委。我到紅軍時，通信學校已辦到第二期，第一期四個人都是陝北的，第二期十多人是鄂
豫皖紅二十五軍的。這時，有兩部無線電臺，一部是隨我一同從東北軍過來的五十瓦台，還有一部是一九三五年五月打延長時吳澤光帶來的十五瓦台，用手搖發電機
的。
   

中央紅軍到陝北後，通信學校的兩期學生還沒畢業，周副主席寫了個條子，叫通信學校合併到軍委三科。黨中央到陝北時，人員不多，對外叫西北辦事處，三科實際就
是中央軍委的三局，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底中央到達陝北直到“雙十二事變”以前都叫三科。當時三科下屬只有一個電臺和一個通信學校。王諍同志是科長兼電臺台
長，沒有副科長和科員。合併後，吳澤光同志還繼續負責通信學校，錢鈞調走了，由曾三同志擔任通信學校政委。這時通信學校三、四期陸續招生，人員也增加了。
我當時是電臺的報務主任(就這一個台，即軍委電臺。另外開始建立新聞台)。報務員有陳士吾、肖克農、何祥昆、田保洪也幹過短時期，後來被派到白區去了。我在學校兼任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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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c%20back%20up/CQ%202/478%20%20UHF%20%20DF/IMG_0759.JPG中央紅軍來陝北的人數雖然少，但由於黨中央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政策英明正確，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連打了勞山、直羅鎮兩個戰役獲得勝利，形勢很快起了變化。直羅鎮戰役中繳獲兩部電臺，過來的報務人員一個是常茂林，也叫常如松，原來是個少校，是牛元峰那個一0九師的。還有一個是孔文甫，現在在郵電部，已經離休。還有一個叫郭延廷，是搞機務的，後來調到東北，就沒消息了。還有一些人自願返回東北軍。直羅鎮繳獲過來的那兩部電臺就留在前方使用。

我當報務主任一直當到一九三六年冬，搬到保安後才改為材料處主任。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前方有五個台與軍委通報(二局除外)，再加上吳澤光那個台(中央到達陝北之前派到二十五軍的)共六個台。這樣，五個台五個物件，再加上張學良、莫斯科，四方面軍一共有八、九個聯絡對象。打下直羅鎮，就開始搞新聞台(CSR)，這時三科有了一個通報台和一個新聞台。新聞台就用我帶來那部五十瓦的機器，功率大些，晚上還用它與莫斯科聯絡。新聞台沒有正式台長，有時王諍去，有時我去，新聞也不多。我記得笫一份新聞報是毛主席致張學良的一封信，大意是，要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軍委遷到保安後，三科成立了材料處。我是材料處第一任主任。所謂材料，實際只有一個擔子的東西，是些表頭、電子管、另配件等，還有一隻萬能表。材料雖然不多，但在當時卻是寶貝。另外還有幾馱子器材，都是前方淘汰的，像荷姆萊特(充電機)、蓄電池等笨重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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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安時增加了幾部電臺，紅軍在前邊有十幾部電臺。在中央有兩個台，有一個台專門與西安聯繫，當時曾三、林青、沈鳴鴻、梁茂成同志等在西安建立了電臺，同張楊搞統戰工作。
“雙十二事變”時，周副主席寫個條子給王諍同志，請他趕快打開收音機聽一聽，大意是：聽說西安捉住了蔣介石，真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們打開收音機，果然是這樣，大家高興極了。


“
雙十二事變”後，黨中央由保安進駐延安。軍委機關也都到了延安。大概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王諍同志宣佈成立三局。局長王諍，副局長朱道松。下麵分兩個
科：一科管通信聯絡，科長由朱道松兼任，科員是錢松甫；二科管技術和材料，科長是我，還兼材料主任。由陳明管材料，還有朱連、陸亙一、吳子雲、李長春等十
一、二人搞技術。這時王諍不再兼電臺台長了，海風閣同志到前方去了。一九三七年初宣佈成立政治處，管二局和三局的政治工作，伍雲甫同志任主任。二局都是“
紅小鬼”出身，比較整齊，三局比較複雜，所以三局的事他管得多。延安的電臺當時有一分隊，隊長是聞述堯；三分隊，隊長是尤靜軒；三台是新聞台(CSR)。還有一個新聞收報台，報務員是金靜英、曹懷銀。由趙玉珍用新聞發報台與蘇聯聯絡。前方電臺的具體數字搞不清，大概有十四、五個台到二十個台。通信學校校長還是吳澤光。三局還有幾個勤務員，總人數在二十人左右，這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前的情況。

這時南京成立辦事處，周副主席要人，王諍同志就叫我和肖賢法先到西安。這時南京形勢緊張，國民政府正搬家。我們在西安等了兩周，又叫我帶一部發報機到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實際就是長江局)去建立電臺和搞材料。同去的有肖賢法和譯電員張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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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漢口除建立電臺外絕大部分時間是買材料，當時買整機比較容易，買成批材料則很困難。平型關大捷後，八路軍初戰勝利，威望提高了，買東西也好買。當時漢口
有個中華無線電社，經理姓陶，是鐘尚青岳祖父開的，器材品質很好，願意和我們做買賣，曾經要求我們幫助他將中華無線電社遷到西安然後再遷到延安。經請示李
克農同志，覺得困難很大，被我們拒絕了。我在漢口買的器材批數不少，但數量不多，整機買不起，一部十五瓦機要三千五百塊現洋。新四軍買過一部，我給他們提
出過意見。如果用這筆錢買零件和原材料自己裝可以裝十部。我們自己裝不算手搖發電機只要二百元一部，他們買的只不過裝璜好看一些。我主要買中華無線電社和
亞美公司的零件，以及孫立記手搖發電機。再就是工廠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銅皮、銅棒、鋁皮、鋁板、膠木板等。因為我們在漢口關係熟了，有些五金材料還可
以通過洋行到外國商人倉庫裏去找。


我買好器材後，交給搞運輸的龍飛虎、邱南章、王超北等同志，由他們搶運回延安。那時是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國民黨節節敗退，來不及對付共產黨，所以運
輸並不困難。我們在漢口買不到多少東西，買到的也不成套。當時上海有東西，但已淪陷，不能去。再就是香港能買到，香港的材料大部分是從上海運去的，因此我
經過李克農同志向周副主席請示到香港去搞材料。周副主席同意去，問我要多少錢?我說要三萬塊左右，準備搞八十到一百部機器的材料。周副主席批准了拿三萬塊現洋，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去了香港，在香港通過中原電器公司(廖承志的同學莫鑒開的)、中華無線電社和孫立記駐港代表以及美國RCA的代表(我們沒直接接過頭，美國電子管就是他們的)，花了三個月時間湊齊了第一批材料。我儘量多買手搖發電機，共買到四十多部，還有A電、B電、801、71、30和31型
電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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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買很重的東西，因為不適合山地遊擊戰爭的需要。買器材我是成套的買，一共買到夠裝八十至一百部機器的器材和必要的備品備件，數量是經過精確計
算的，各種器材我都自己開箱看，抽查一部分，數量品質都不錯。孫立記國產手搖發電機當時是較好的，是通過中原電器公司經理莫鑒搞到的(手搖機是先有孫立記，以後國民黨軍政部才製造)。
在香港我們是以八路軍名義出面的。那時出入香港沒什麼手續，從廣州上火車到九龍下車，坐輪渡五分鐘就到了。九龍海關監督宋子良是宋慶齡的同父異母的弟弟，
宋慶齡和宋子良關係較好，不知是廖承志還是宋慶齡打通宋子良的關係，我們這批器材免驗免稅，立即起運。我將裝箱單寄給王諍同志一份，自帶一份。最後付款由
楊琳辦。楊琳是秦邦憲的弟弟，在香港為我黨管理財務。就這樣第一批器材從香港經漢口、西安運達延安。一九三八年六月初三局收到。運輸工作是由辦事處、李克
農、錢之光同志組織領導的，由運輸科長王超北具體承辦。一九三九年我回到延安，王諍同志很高興，說這批器材可解決問題了。延安原來只有十幾部機器，利用這
批器材，一下子能裝配近百部，對八路軍抗戰來說會起很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從香港回到漢口，因為我是漢口電臺台長。回漢口後，建立了第二個電臺。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周副主席對我說：你再去一次香港，林青那裏有些問題需要你去解決，同時再去買些材料。李克農同志問我要多少錢?我
說還和上次一樣。這樣八、九、十三個月我又去香港買了第二批材料。手搖發電機買了四十部，乾電池、電子管的品種都跟上次差不多，只是數量少了。大概夠裝六
十至七十部電臺的材料。第二批器材是經過經紀人徐先生辦的。徐先生是國民黨交通部長徐堪的兒子，美國留學生，是個黨的同情者，也可能是地下黨員，與楊琳有
關係。他有個寫字間，是個皮包公司，據他說還有個電信工廠。當時我不放心，要去看看他的工廠，他答應了，但不立刻帶我去，過了一段時間，他才帶我去看過一
家工廠，有百十來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工廠也搞不清楚。他是經紀人，收百分之二的手續費。這次交易他收沒收手續費，我就不清楚了，是楊琳和他結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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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還沒買完，日軍就佔領了廣州，鐵路被切斷，漢口也緊張了，我把器材清點後拿到裝箱單，材料是通過越南海防轉運到桂林辦事處。我在香港時，組織上通知我叫
我回漢口搞地下電臺。我正準備去漢口，但這時漢口辦事處已撤走，廖承志同志通知我不能去漢口了，我就經廣西北海到長沙，在那裏見到周副主席和錢之光同志，
彙報了情況，他們叫我先去衡陽再轉桂林。到了桂林辦事處，因為沒有汽車，器材運不出來，這時已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利用這段時間回了一趟延安。見到王諍同
志，向他作了彙報，他非常滿意。直到一九三九年底，第二批器材才從桂林運來。這批器材運到延安還是起作用的，但是運輸工作已經很困難了。

我第三次去香港是一九四O年
底，皖南事變之前，正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建立南方地下電臺的後勤基地。我連夜坐飛機到了香港，當時香港情況並不嚴重。我這
次去香港還有一個任務，是檢查過去買的東西有沒有還沒運出來的。結果是都運出來了。第三批器材比前兩批增加了大電子管和蓄電池等，材料單子是延安開來的。
南方局佈置給港委，大概還是通過徐先生他們辦的，如何運輸，何時運到延安我就不知道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先占九龍，十二月二十五日，
日軍佔領了香港。當時我們在那裏已建四部電臺，我還在那裏搞疏散隱蔽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五、六月才奉命撤出來，乘坐日本郵輪先去湛江再到桂林。我們在桂林建
了一個電臺，後來懷疑被國民黨特務發現了，就放棄未用。在桂林等了兩個多月，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了重慶，在重慶參加整風學習，受到深刻的教育，直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重慶，國民黨仍封閉著我們的電臺，不准啟用，有電報要經過他們的軍政部收發，其實我們的密台與延安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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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八年我們在國民黨地區隨時注意為延安購置電信材料，買材料給我們在國民黨地區建台工作帶來方便，如香港地區在買材料的過程中，輕而易舉地建立了兩部電
台，建台費用是從買材料的回扣中解決的。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我們在國民黨地區先後曾建立各種電臺約三十處，從而保證了南方局及南方局所屬黨組織和黨中央的通
信需要。


“雙十協定”後，成立北平軍調部。一九四六年一月，我經延安，僅住了一夜，就隨李克農同志到北平，在北平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十一月初，談判破裂，周副主席為了抗議不參加國民黨的偽國大。我們也相繼撤出。我在北平軍調部時是第三處處長(組長)。
第一處管談判，第二處管情報，第三處管通訊機要，第四處是行政處，處長是伍雲甫。伍雲甫走了，榮高棠就是處長。此外還有一個翻譯組，一個鐵道科，三處下邊
有個總台和一個機要科。總台台長是陳士吾，下邊有三個小台和新聞接收台，台長是段恒德，機要科科長是吳振英，另外還有黎東漢、龍振彪等多人都在北平電臺工
作過，但時間不長就都回本地區了。當時我們和下邊幾十個軍調小組通報很困難，電臺多，任務急，他們都注意與本地區軍政單位聯繫，不注意跟我們聯繫，為了這
個問題，我回了趟延安，最後決定所有電報都通過延安轉。我們只留下一個主台，一個備用台，即翠明莊、北京飯店的電臺。一九四七年一月，董老帶著人最後撤出
南京，我們這裏也撤出北平。我提前回三局，呆了段時間，擔任了業務辦公室主任，一九四七年秋我調到社會部一室當副主任，主任是羅青長。由於其他原因，我一
直沒去。進城接收時，我先是住良鄉，後到京西，住程硯秋家。進城後，我的轉業手續還是三局給辦的。

我做了一些應做的工作，都是在周副主席和南方局、各有關黨委領導關心教育下才做成的，在那種險惡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我的體會是，沒有党的領導將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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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故事--新四軍通信兵

廖輝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紅二十五軍馳騁隴東南，飛越六盤山，最早到達陝北，在永坪鎮同陝北紅軍勝利會師。九月十八日，在中共陝甘晉省委主持下，兩支紅軍部隊合編為第十五軍團，徐海東為軍團長，程子華為政委，劉志丹為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為了粉碎敵人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迎接黨中央、毛主席，十月一，取得了著名的勞山戰役的勝利，這是紅十五軍團成立後打的第一個大勝仗，殲滅敵一一O師兩個團和師部，師長何中立也喪命，繳獲一部完整的電臺，還有報務員和機務員，電臺就送到保衛局保管，我當時在保衛局的電信斑工作，班內有五、六個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後，紅十五軍團和紅一方面軍會師，兩個方面軍的保衛局合編一個保衛局，人員也就多了。就在這時，為了培養紅軍的報務技術人員，軍委三局局長王諍同志派人來挑選無線電報務學員，條件是二十歲以下的優秀青年，我當時才十八歲，正好被挑選上，不僅心情很高興，同時對無線電通信有一種好奇心，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機器能同幾千裏外的人講話。王諍局長找我談話，要我先跟那個被解放的尹機務員學習機務，並明確交待兩項任務，一要注意保護好機器，二要把技術儘快學到手。我們把在勞山戰役中繳獲的那部電臺整修後就用上了。當時我們這部電臺一共三個人，隊長是趙玉珍同志，他曾經在蘇聯學習過無線電報務。據趙玉珍同志說，在他回國之前，蘇聯曾派人送過一部電臺過來，用駱駝運送，可在路上被國民黨部隊檢查扣留了。


我們這部電臺就開設在瓦窯堡靠西北的山頂上，主要任務是同共產國際的電臺聯絡，對外稱十一分隊。我們白天就把天線架設好，夜晚把機器抬到山頂上，在深夜十一、二點鐘就開始收聽共產國際電臺。開設後的第一天晚上，我們仔細認真地進行收聽，一會兒就收聽到對方電臺的呼叫，我們不由得喜上眉梢，可一直回答到深夜兩點多鐘，還沒有回答通。第二天仍然沒回答通，我們的心情十分地焦急。第三天，大家想方設法地把天線進行了改動，對準西北的蘇聯方向，並增加了天線的高度，反復將電臺的波長調准，直到次日一、二點鐘，終於使座落在亞洲大地上的陝北紅色電波，劃破深沉的夜幕，溝通歐洲的共產國際電臺，大家真是欣喜若狂，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之中。聯絡溝通後，對方就發來一份電報，電文是五個碼子為一組，我們抄完電報後就立即送到中央機要局進行翻譯。這時大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

九三六年一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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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小超同志(即鄧穎超同志，負責機要局的工作)要趙玉珍和我到她住地去。我們捷步輕登地來到鄧的住所，一進門就看到周恩來副主席坐在炕上，聚精會神地閱示檔，並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周和鄧住的窯洞比較長，屋裏東西很簡樸，桌上、床邊的書籍文件等收拾得很整潔。鄧穎超詳細地詢問了我們電臺聯絡的情況，對我們第一次順利地同共產國際電臺溝通，非常地高興，並交待我們“要十分注意保守機密，對外不要講是聯絡共產國際電臺，如有人問，就說是聯絡自己部隊的電臺”。接著，鄧穎超同志還問我們電臺工作中有什麼具體困難和要求。趙玉珍同志就提出想把電臺再架設到一個比較高的地形上去，可以提高聯絡效率。鄧大姐非常贊同和支援這個想法，要我們仔細察看周圍地形，選准地點後，如需要那個窯洞，就對她說一聲，她再想辦法讓出那個窯洞來，把電臺搬進去。鄧與我們談完話後，已快到中午，她硬是盛情挽留我們吃午飯，在合作社(即當時的食堂)買了一碗羊肉，一碗豬肉燒蘿蔔，還買了十幾個饅頭招待我們，這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已是相當豐盛的午餐了。這次談話雖然時間不長，可看到鄧大姐深入實際、聯繫群眾、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和如此熱情關心通信事業，猶如一股暖流湧遍全身，感到渾身是力量，對進一步搞好無線電通信工作更加充滿了信心。


黨中央機關由瓦窯堡搬到保安縣後，我們電臺就架設在保安城郊西北靠一個山邊的石窯洞裏，同共產國際電臺聯絡很順利。黨中央機關由保安縣進駐延安後，我們的電臺就架設在寶塔山下的窯洞裏，收發報機架在炕上工作，用汽車引擎帶動馬達發電，後來，馬達整流子壞了，無法修好，就改用充電機(那時叫何姆萊特)，用六至八個電瓶串連為一組，同時開充電機發報，一直堅持同共產國際電臺聯絡。以後，調我到通校學報務，離開了十一分隊。

二、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紅色電波頻傳捷報



(一)到新四軍去，到抗日第一線去。


一九三七年底，軍委三局王諍局長找我說話，要派遣骨幹到抗日笫一線的新四軍去工作，於是，我和吳茂達、陳賢臣(皖南事變中犧牲)、張克南、溫鳳山(在新四軍七師期間逃跑)五人離開延安，乘汽車先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又改乘火車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