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旅行 8月8 烏蛟騰 石水澗(抗日電台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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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延安，我是东江！”

午夜时分，一切都静悄悄，连缓缓流淌着的东江水，也像在屏息静听。东江英雄儿女在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延安，延安，我是东江！”



电波在长空缭绕，飞越万重关山，奔向祖国的北方。

一晚、两晚、三晚过去了。大家焦急地期待着。

“东江，我是延安！东江，我是延安！”这天，伴随着曙光，长空传来了回答。



“延安，延安，我是东江！”

——访原东江纵队电台政委杜襟南



伍依丽　蔡德



在迎接新中国60华诞之际，笔者走访了原东江纵队电台政委、解放后广州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杜襟南。杜老深情地谈到，当时的无线电通讯，作为东江纵队游击战争中的神经中枢，在广东革命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如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所说，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电台，就像聋子、瞎子，就容易犯错误、遭受挫折和失败；有了电台，能接受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就能在斗争中不断的发展壮大。

眼前的杜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94岁高龄的老者。战争年代的特殊工作，使杜老更多的具有一种文人气质，而作为老战士、老机要，他的脑海里镌刻着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艰难创建东纵第一部电台



1938年l0月，日军入侵广东，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逃。当时曾生、王作尧等一批共产党员，受命在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很快发展到七八百人的武装队伍。这两支刚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惠东宝敌后前线，在日伪顽两面夹击下对敌作战。起初部队远离广东省委，如果有事向中央请示，只能由地下交通员通过敌人重重封锁，跋涉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把电文交由秘密电台发向延安。这种辗转联系，不仅不方便，而且不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因而极大地影响着部队的发展。1939年秋，部队领导开始调员筹建电台，通过香港买来一部电台机器，又自行动手安装了一部，就在宝安坪山谷仓下村子里开始了电台业务的学习和筹备工作，但当时由于技术问题未能搞成。

1940年底，杜襟南由中共广东省委派到东莞曾生部队，工作任务主要是担任东江军政委员会秘书和搞起电台。青年杜襟南文才出众，并曾在广州芳草街“无线电专科学校”速成班学习无线电报业务，半年毕业，到西南民航公司电台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此时已由一个爱国青年变成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杜襟南到东江游击队后，在曾生领导下办《大家团结》报。为了充实报纸的新闻来源，他从不完善的电台机器中取出一部不调整高放四灯收报机，用来抄收新闻通讯。不久，组织上把部队在1940年遭国民党顽军围攻东移时掩藏起来的电台机器搬回来，继续建立电台的工作。

当年12月，日军攻占了香港，战局非常严峻。当时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从香港撤到东江游击部队，为了挽救大批文化人，他十分重视把东江电台建立起来，尽快与延安联系。张文彬亲自带了在香港办事处电台工作的刘澄清联络延安中央电台。接着组织上又派了在港秘密电台的戴机、江群好、伦觉回东江游击区建立电台，电台零件亦先后由交通从香港送到。紧张的装配机器工作开始了，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其困难，除了游击区环境不安定外，器材也很缺乏，只能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从老百姓家找来锡壶当焊锡，到山上老松树头刮来松香做焊油，用缴获收集起来的零碎接线当导线，装装拆拆，反复多次，当1942年的春光来到岭南的时候，东江游击队的第一部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诞生了。

到了夜间，手摇机发出“呜呜呜”的响声，熟悉延安总部电台工作特点的刘澄清戴上耳机，按动电键，试探着用原来在香港电台的呼号击起电键，发出“滴滴滴”有节奏的手语，开始和延安通报。午夜时分，一切都静悄悄，连缓缓流淌着的东江水，也像在屏息静听。东江英雄儿女在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延安，延安，我是东江！”
电波在长空缭绕，飞越万重关山，奔向祖国的北方。

一晚、两晚、三晚过去了。大家焦急地期待着。

“东江，我是延安！东江，我是延安！”这天，伴随着曙光，长空传来了回答。

“通了！通了！”“延安回答我们的呼号了！”“和延安联系上啦！”“和中央联系上啦！”

成功连接延安和东江的电波，宣告部队的无线电通讯的开始。随着部队的电台正式成立，戴机任电台台长，杜襟南负责电台政委工作，刘澄清则回后方去了。



烽火电波



自从有了电台，部队每天都按约定时间和延安通报。就是在行军当中，只要一停下，哪怕只有十分钟，也要抢时间与党中央联系。有时战斗激烈，电台不得不埋起来隐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要和延安方面约定，请他们每天在固定时间等待较长些，这边一有可能就随时通报。“一次联系不上，就想得慌！”而一听到延安的呼唤，大家总是兴奋得莫可名状。延安的声音犹如春风，给战斗在敌后的游击健儿带来贴心的温暖和无限的生机。

电讯的及时传送，使东纵这支游击队能够天天与中共南方局和党中央通报，及时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给广东领导抗日斗争指明方向。指挥员心中有全局，部队连连打胜仗。不到两年时间，部队和解放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使电台的同志特别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的一次来电。1942年，日、伪、顽勾结，大举“围剿”我抗日游击区。我部奋起反抗，集结了几个大队的主力，选择其右翼（东莞战线）狠狠回击，把顽军赶回了他们的金桔岭巢穴，接着又在红山等地连续打了几场胜仗。顽军头子眼见“围剿”被打破，便搞“和平谈判”的骗局，暗中却积极准备反扑。我游击队首长立即把这些情况通过电台向延安作了报告请示。周副主席立即复电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你们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要以积极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同其展开斗争。”这一指示，有如一股清醒剂，从思想上澄清了某些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所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使我部领导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针锋相对，坚决予以还击，从而保卫并发展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电台的同志们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次复电中“势在必打，志在消灭”称为“八字真言”。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是通过电台的及时传达，东纵如鱼得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43年12月2日，经党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

对1942年东江部队抢救护送从香港转移过来的知名文化人士的工作，杜襟南记忆犹新。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日军随即开始了大搜查，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当时还在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士，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蔡楚生、何香凝、柳亚子等进步文化人士200多人。日军还登报告示，命令这些知名文化人士前往日军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在港的知名文化人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与困难。就在此时，根据周恩来同志的电令，一场针对这些文化人士的营救行动正在秘密而紧张的展开。直接指挥这次营救任务的，是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而承担这次大营救任务的主要力量就是东江部队。

接到大营救的任务之后，整个部队都围绕这个任务行动起来，终于成功地使这批知名文化人士通过日军层层严密的封锁线，全部安抵目的地。杜襟南现在仍珍藏着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我的跑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中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的回复：“40（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

后来，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这次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这些文化名人日后都成为新中国文化、教育、艺术各部门的主力和骨干，影响着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1942年夏，粤北省委和南委机关相继遭敌特破坏，机关电台停止了工作。不久，中央任命东江游击部队政委林平为中共广东临时省委书记，从此在南方广大地区只有东江纵队电台始终保持同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广东各地的敌后斗争局势和问题能通过它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中央对整个华南地区对敌斗争的指示也都是由东纵电台收译后，再由部队通过其他渠道转到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纵电台所起的作用，已超出了纵队本身的范围，当时在华南地区起了很大作用。

艰难而漫长的战斗，终于迎来了胜利。1945年8月11日凌晨，延安在呼唤，年轻的报务员兴奋而又专注地抄收发来的每一个字。这不是寻常的电讯，是延安总部发来的命令。同日上午8时40分，纵队首长以《紧急命令》向全军宣布：“顷接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八月十日二十四时发布的命令如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啦！胜利啦！”欢呼声此起彼伏。

电台人员不禁唱起了自编的《通讯兵颂》：北斗星灿耀/豆油灯闪照/这夜的光芒呵/伴着我们到明朝/呜……/嘀嘀嘀哒，嘀嘀嘀哒/V的信号在天空中交流/广阔的永恒的缭绕/笔在纸上伸展/手在电键上跳/齿轮紧推齿轮/真空管像地下火在燃烧/不是沉默/我们在欢笑/因为天将破晓……



迎来广州解放



1944年成立了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东江纵队司令部机要科，杜襟南任科长。那时，东江纵队成立了江南、江北、东进、粤北4个指挥部，机要人员派到各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分别当组长，培养新人。机要人员已经发展壮大，形成一个队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多次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为履行协定，1946年6月，东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山东解放区，机要人员大部分随部队行动。而杜襟南根据工作需要和组织决定，留下在香港分局、华南分局工作，是地下的和各边区纵队电台的业务总负责人。

1949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要科长的杜襟南跟随叶剑英、方方，参加赣州会议，研究解放广州的重要事宜。当时的每一封电报都是由杜襟南所在的机要科负责收发，并译成文字的。

1949年10月初，解放广州的战斗打响。中央军委与华南分局之间电报频繁往来，杜襟南和机要科的同志们每天24小时值班。在这些重要的紧急电报中，有毛主席在10月12日凌晨发来的两封电报。就是这两封急电，直接决定了解放广州的战斗进程。杜襟南清楚地记得，在广州指日可下的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于10月10日连续来电：第四兵团打广西，第十五兵团不动，不打广州。形势相当紧张。大军到底该继续向广州推进，还是该原地待命？10月12日，机要科收到毛主席发来致林彪的急电：白崇禧主力未动，不必西进。仅过了3个小时，毛主席又发来了关于歼灭广州一带敌人致林彪等的急电。

10月12日这天，“哒哒哒”的电报传送声音让人每根弦都绷紧了。毛主席的两封紧急电报，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发来，由杜襟南亲自交到战斗总指挥的手中，解放广州的战斗正式打响!

10月14日，广州解放啦!

10月21日，日夜兼程的杜襟南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广州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激动情景：

“我们怀着无比的兴奋，目标是广州，向解放了的广州前进，再辛苦也不过是这一顷刻。同志们沿途数着路牌，一里一里的报数。到沙河，到黄花岗，看见广州马路了；再经过三圣一学校，入大东门，经惠爱路、归德门，转到了长堤爱群酒店。过去的马路、店子，全不相同了。我认不出这个住了17年的城市了!这时我才真正从心底迸发出笑声!这是广州，广州!今天回来的是解放的广州，是人民的广州，是自己的广州了!”

站在爱群大厦的高楼上，俯瞰这座解放了的广州城，杜襟南忆起了当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激情，他满怀理想实现的喜悦，由衷地笑了。这个30年代的热血革命青年，曾经因为1933年在广东工业专科学校读书时，组织“力社”，编印进步刊物《诗歌》而被反动当局以“共嫌” 罪名捕入狱。就在监狱里，杜襟南结识了不少早期的共产党人，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监狱成了革命青年的“速成大学”，他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最终高唱着“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告别了家园和亲人，走上枪林弹雨的战场。战火中的青春在这一代青年人的心坎上刻下了最深刻的烙印，他们把理想、信念、真理的种子洒在了灵魂深处。杜襟南说：“我们一生都在坚守这些东西。”正如“延安，延安，我是东江！”那是战士一种心底的呼唤和终身的追求。

1950年9月，杜襟南调中央机要局，1956年改行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工作，1981年调回广州，负责筹建广州社会科学院。2005年7月他90大寿时，当年东纵电台机要的老战友们都赶来祝贺。一幅祝词“九十杜翁，一心为公，德才兼备，两袖清风”，道出了人们对这位一生与电台结下不解之缘的革命老人的尊崇。



作者：何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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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龜潭是石水澗的重要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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