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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三去香港購置通信器材
作者：申光    文章

我原來是舊東北軍的，一九三五年調到陝北，十月在勞山戰役中被解放過來。勞山戰役之後，我主動要求參加紅軍，受到徐海東、劉志丹和郭述申同志的接待和照顧。   
           中 央紅軍沒到陝北以前，陝北就有了一個通信學校，校長吳澤光，政委是錢鈞。據說錢鈞在蘇聯學過空軍，在鄂豫皖蘇區時弄到過一架飛機，由錢鈞駕駛這架飛機炸過 黃安，後來汽油用完了，飛機也飛不動了。到陝北後，他就在通信學校當政委。我到紅軍時，通信學校已辦到第二期，第一期四個人都是陝北的，第二期十多人是鄂 豫皖紅二十五軍的。這時，有兩部無線電臺，一部是隨我一同從東北軍過來的五十瓦台，還有一部是一九三五年五月打延長時吳澤光帶來的十五瓦台，用手搖發電機 的。        
           中 央紅軍到陝北後，通信學校的兩期學生還沒畢業，周副主席寫了個條子，叫通信學校合併到軍委三科。黨中央到陝北時，人員不多，對外叫西北辦事處，三科實際就 是中央軍委的三局，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底中央到達陝北直到“雙十二事變”以前都叫三科。當時三科下屬只有一個電臺和一個通信學校。王諍同志是科長兼電臺台 長，沒有副科長和科員。合併後，吳澤光同志還繼續負責通信學校，錢鈞調走了，由曾三同志擔任通信學校政委。這時通信學校三、四期陸續招生，人員也增加了。 我當時是電臺的報務主任(就這一個台，即軍委電臺。另外開始建立新聞台)。報務員有陳士吾、肖克農、何祥昆、田保洪也幹過短時期，後來被派到白區去了。我在學校兼任教員。
           中央紅軍來陝北的人數雖然少，但由於黨中央毛主席的路線方針政策英明正確，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連打了勞山、直羅鎮兩個戰役獲得勝利，形勢很快起了變化。直羅鎮戰役中繳獲兩部電臺，過來的報務人員一個是常茂林，也叫常如松，原來是個少校，是牛元峰那個一0九師的。還有一個是孔文甫，現在在郵電部，已經離休。還有一個叫郭延廷，是搞機務的，後來調到東北，就沒消息了。還有一些人自願返回東北軍。直羅鎮繳獲過來的那兩部電臺就留在前方使用。
            我當報務主任一直當到一九三六年冬，搬到保安後才改為材料處主任。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前方有五個台與軍委通報(二局除外)，再加上吳澤光那個台(中央到達陝北之前派到二十五軍的)共六個台。這樣，五個台五個物件，再加上張學良、莫斯科，四方面軍一共有八、九個聯絡對象。打下直羅鎮，就開始搞新聞台(CSR)，這時三科有了一個通報台和一個新聞台。新聞台就用我帶來那部五十瓦的機器，功率大些，晚上還用它與莫斯科聯絡。新聞台沒有正式台長，有時王諍去，有時我去，新聞也不多。我記得笫一份新聞報是毛主席致張學良的一封信，大意是，要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軍委遷到保安後，三科成立了材料處。我是材料處第一任主任。所謂材料，實際只有一個擔子的東西，是些表頭、電子管、另配件等，還有一隻萬能表。材料雖然不多，但在當時卻是寶貝。另外還有幾馱子器材，都是前方淘汰的，像荷姆萊特(充電機)、蓄電池等笨重的東西。
           在保安時增加了幾部電臺，紅軍在前邊有十幾部電臺。在中央有兩個台，有一個台專門與西安聯繫，當時曾三、林青、沈鳴鴻、梁茂成同志等在西安建立了電臺，同張楊搞統戰工作。  “雙十二事變”時，周副主席寫個條子給王諍同志，請他趕快打開收音機聽一聽，大意是：聽說西安捉住了蔣介石，真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們打開收音機，果然是這樣，大家高興極了。   
          “ 雙十二事變”後，黨中央由保安進駐延安。軍委機關也都到了延安。大概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王諍同志宣佈成立三局。局長王諍，副局長朱道松。下麵分兩個 科：一科管通信聯絡，科長由朱道松兼任，科員是錢松甫；二科管技術和材料，科長是我，還兼材料主任。由陳明管材料，還有朱連、陸亙一、吳子雲、李長春等十 一、二人搞技術。這時王諍不再兼電臺台長了，海風閣同志到前方去了。一九三七年初宣佈成立政治處，管二局和三局的政治工作，伍雲甫同志任主任。二局都是“ 紅小鬼”出身，比較整齊，三局比較複雜，所以三局的事他管得多。延安的電臺當時有一分隊，隊長是聞述堯；三分隊，隊長是尤靜軒；三台是新聞台(CSR)。還有一個新聞收報台，報務員是金靜英、曹懷銀。由趙玉珍用新聞發報台與蘇聯聯絡。前方電臺的具體數字搞不清，大概有十四、五個台到二十個台。通信學校校長還是吳澤光。三局還有幾個勤務員，總人數在二十人左右，這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前的情況。
           這時南京成立辦事處，周副主席要人，王諍同志就叫我和肖賢法先到西安。這時南京形勢緊張，國民政府正搬家。我們在西安等了兩周，又叫我帶一部發報機到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實際就是長江局)去建立電臺和搞材料。同去的有肖賢法和譯電員張海青。
           我 在漢口除建立電臺外絕大部分時間是買材料，當時買整機比較容易，買成批材料則很困難。平型關大捷後，八路軍初戰勝利，威望提高了，買東西也好買。當時漢口 有個中華無線電社，經理姓陶，是鐘尚青岳祖父開的，器材品質很好，願意和我們做買賣，曾經要求我們幫助他將中華無線電社遷到西安然後再遷到延安。經請示李 克農同志，覺得困難很大，被我們拒絕了。我在漢口買的器材批數不少，但數量不多，整機買不起，一部十五瓦機要三千五百塊現洋。新四軍買過一部，我給他們提 出過意見。如果用這筆錢買零件和原材料自己裝可以裝十部。我們自己裝不算手搖發電機只要二百元一部，他們買的只不過裝璜好看一些。我主要買中華無線電社和 亞美公司的零件，以及孫立記手搖發電機。再就是工廠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銅皮、銅棒、鋁皮、鋁板、膠木板等。因為我們在漢口關係熟了，有些五金材料還可 以通過洋行到外國商人倉庫裏去找。   
           我 買好器材後，交給搞運輸的龍飛虎、邱南章、王超北等同志，由他們搶運回延安。那時是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國民黨節節敗退，來不及對付共產黨，所以運 輸並不困難。我們在漢口買不到多少東西，買到的也不成套。當時上海有東西，但已淪陷，不能去。再就是香港能買到，香港的材料大部分是從上海運去的，因此我 經過李克農同志向周副主席請示到香港去搞材料。周副主席同意去，問我要多少錢?我說要三萬塊左右，準備搞八十到一百部機器的材料。周副主席批准了拿三萬塊現洋，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去了香港，在香港通過中原電器公司(廖承志的同學莫鑒開的)、中華無線電社和孫立記駐港代表以及美國RCA的代表(我們沒直接接過頭，美國電子管就是他們的)，花了三個月時間湊齊了第一批材料。我儘量多買手搖發電機，共買到四十多部，還有A電、B電、801、71、30和31型 電子管。我不買很重的東西，因為不適合山地遊擊戰爭的需要。買器材我是成套的買，一共買到夠裝八十至一百部機器的器材和必要的備品備件，數量是經過精確計 算的，各種器材我都自己開箱看，抽查一部分，數量品質都不錯。孫立記國產手搖發電機當時是較好的，是通過中原電器公司經理莫鑒搞到的(手搖機是先有孫立記，以後國民黨軍政部才製造)。 在香港我們是以八路軍名義出面的。那時出入香港沒什麼手續，從廣州上火車到九龍下車，坐輪渡五分鐘就到了。九龍海關監督宋子良是宋慶齡的同父異母的弟弟， 宋慶齡和宋子良關係較好，不知是廖承志還是宋慶齡打通宋子良的關係，我們這批器材免驗免稅，立即起運。我將裝箱單寄給王諍同志一份，自帶一份。最後付款由 楊琳辦。楊琳是秦邦憲的弟弟，在香港為我黨管理財務。就這樣第一批器材從香港經漢口、西安運達延安。一九三八年六月初三局收到。運輸工作是由辦事處、李克 農、錢之光同志組織領導的，由運輸科長王超北具體承辦。一九三九年我回到延安，王諍同志很高興，說這批器材可解決問題了。延安原來只有十幾部機器，利用這 批器材，一下子能裝配近百部，對八路軍抗戰來說會起很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從香港回到漢口，因為我是漢口電臺台長。回漢口後，建立了第二個電臺。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周副主席對我說：你再去一次香港，林青那裏有些問題需要你去解決，同時再去買些材料。李克農同志問我要多少錢?我 說還和上次一樣。這樣八、九、十三個月我又去香港買了第二批材料。手搖發電機買了四十部，乾電池、電子管的品種都跟上次差不多，只是數量少了。大概夠裝六 十至七十部電臺的材料。第二批器材是經過經紀人徐先生辦的。徐先生是國民黨交通部長徐堪的兒子，美國留學生，是個黨的同情者，也可能是地下黨員，與楊琳有 關係。他有個寫字間，是個皮包公司，據他說還有個電信工廠。當時我不放心，要去看看他的工廠，他答應了，但不立刻帶我去，過了一段時間，他才帶我去看過一 家工廠，有百十來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工廠也搞不清楚。他是經紀人，收百分之二的手續費。這次交易他收沒收手續費，我就不清楚了，是楊琳和他結賬的。
          材 料還沒買完，日軍就佔領了廣州，鐵路被切斷，漢口也緊張了，我把器材清點後拿到裝箱單，材料是通過越南海防轉運到桂林辦事處。我在香港時，組織上通知我叫 我回漢口搞地下電臺。我正準備去漢口，但這時漢口辦事處已撤走，廖承志同志通知我不能去漢口了，我就經廣西北海到長沙，在那裏見到周副主席和錢之光同志， 彙報了情況，他們叫我先去衡陽再轉桂林。到了桂林辦事處，因為沒有汽車，器材運不出來，這時已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利用這段時間回了一趟延安。見到王諍同 志，向他作了彙報，他非常滿意。直到一九三九年底，第二批器材才從桂林運來。這批器材運到延安還是起作用的，但是運輸工作已經很困難了。
          我第三次去香港是一九四O年 底，皖南事變之前，正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建立南方地下電臺的後勤基地。我連夜坐飛機到了香港，當時香港情況並不嚴重。我這 次去香港還有一個任務，是檢查過去買的東西有沒有還沒運出來的。結果是都運出來了。第三批器材比前兩批增加了大電子管和蓄電池等，材料單子是延安開來的。 南方局佈置給港委，大概還是通過徐先生他們辦的，如何運輸，何時運到延安我就不知道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先占九龍，十二月二十五日，  日 軍佔領了香港。當時我們在那裏已建四部電臺，我還在那裏搞疏散隱蔽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五、六月才奉命撤出來，乘坐日本郵輪先去湛江再到桂林。我們在桂林建 了一個電臺，後來懷疑被國民黨特務發現了，就放棄未用。在桂林等了兩個多月，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了重慶，在重慶參加整風學習，受到深刻的教育，直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重慶，國民黨仍封閉著我們的電臺，不准啟用，有電報要經過他們的軍政部收發，其實我們的密台與延安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繫。
          抗 戰八年我們在國民黨地區隨時注意為延安購置電信材料，買材料給我們在國民黨地區建台工作帶來方便，如香港地區在買材料的過程中，輕而易舉地建立了兩部電 台，建台費用是從買材料的回扣中解決的。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我們在國民黨地區先後曾建立各種電臺約三十處，從而保證了南方局及南方局所屬黨組織和黨中央的通 信需要。   
        “雙十協定”後，成立北平軍調部。一九四六年一月，我經延安，僅住了一夜，就隨李克農同志到北平，在北平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十一月初，談判破裂，周副主席為了抗議不參加國民黨的偽國大。我們也相繼撤出。我在北平軍調部時是第三處處長(組長)。 第一處管談判，第二處管情報，第三處管通訊機要，第四處是行政處，處長是伍雲甫。伍雲甫走了，榮高棠就是處長。此外還有一個翻譯組，一個鐵道科，三處下邊 有個總台和一個機要科。總台台長是陳士吾，下邊有三個小台和新聞接收台，台長是段恒德，機要科科長是吳振英，另外還有黎東漢、龍振彪等多人都在北平電臺工 作過，但時間不長就都回本地區了。當時我們和下邊幾十個軍調小組通報很困難，電臺多，任務急，他們都注意與本地區軍政單位聯繫，不注意跟我們聯繫，為了這 個問題，我回了趟延安，最後決定所有電報都通過延安轉。我們只留下一個主台，一個備用台，即翠明莊、北京飯店的電臺。一九四七年一月，董老帶著人最後撤出 南京，我們這裏也撤出北平。我提前回三局，呆了段時間，擔任了業務辦公室主任，一九四七年秋我調到社會部一室當副主任，主任是羅青長。由於其他原因，我一 直沒去。進城接收時，我先是住良鄉，後到京西，住程硯秋家。進城後，我的轉業手續還是三局給辦的。
           我做了一些應做的工作，都是在周副主席和南方局、各有關黨委領導關心教育下才做成的，在那種險惡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我的體會是，沒有党的領導將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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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香港 DIY  電台

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1937年在漢口建台時，只有一部從延安帶去的收發報機，時刻擔心出故障，聯絡工作跟不上。周恩來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經費雖然很困難，但只要是申請購買通訊器材，他都立即批准。這樣，由熟悉業務的幹部申光通過熟人關係，在漢口買到一批零配件，自己動手又組裝了兩部，得以維持正常通 訊，但從長遠考慮，電臺還實在太少。
隨著戰局的進展，各地方黨組織和遊擊隊傳遞情報愈加困難，紛紛要求配備電臺，而在漢口靠零配件組裝根本無法滿足。於是，周恩來和主管機要工作的李克農特派申光攜帶數萬港幣去香港，相機購買無線電器材。
     1938年2月初，申光到達香港。
一 天，正是漲潮時分，青衣島海面犬牙交錯的礁石大都被淹沒，只露出礁頂的燈塔來。防波堤內風平浪靜，幾隻海鷗繞著航道上漂浮的破罐頭盒、水果皮和油膩膩的菜汁盤旋。省港輪船公司的“佛山”號渡船在潮尖上滑行，碾平了細浪，慢慢靠向躉船。汲水門那邊，有條英國遠洋輪也在入港，太平山上升起了通報的旗幟。
由於再過幾天就是春節，街頭擠滿了購物的顧客。商店的櫥窗裏陳列著各種減價商品，五顏六色的小電燈格外點染節日的氣氛。
在步履匆匆的人群中，有一個瘦削的男人，穿套深灰色的西裝，邁著不緊不慢的步伐，沿著繁華的皇后大道漫步。
皇后大道是港英當局的重點治安區，有巡捕，有員警，還有偽裝成各種小販的“包打聽”。香港警方根本不知道此人的真實身份，他們看見的只是一名普通的路人，就像成千上萬的香港居民一樣，引不起他們的注意。
這個人就是身負重任的申光，他正在為神聖的使命而奔走。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就設在皇后大道，辦事處主任是廖承志，他手中沒有電臺，正苦於無法與上級黨組織聯繫，因此非常熱心幫助申光。
香 港系自由貿易區，什麼東西都能買到，在廖承志的協助下，申光裝扮成內地來的電料行老闆，跑了好幾家商店，買到了一批寶貴的無線電器材。但是他碰上了一道大難題，那就是無線電器材屬於管制物資，一般人很難通過海關檢查，眼見到手的東西無法運走，申光急得要命，登門來找廖承志商量。
胖胖的廖承志聽說買到了器材很高興，笑呵呵地說:“老申，別著急，先幫我組裝一部電臺，運器材的事包在我身上。”
    申光說:“夜長夢多，這事可不能開玩笑，多呆一天就多一分風險哪。”
    廖承志不是在說大話，他的姐姐廖夢醒是宋慶齡的秘書，無論公交私誼，辦法總是有的，實際上，他已向宋慶齡透過口風，說是過幾天有點重要物資要運回內地，宋慶齡答應到時幫忙。
申光這次買的器材不少，可以拼湊成七、八十部電臺，還可組裝手搖發電機四、五十部。他從購買的器材中取出部分零配件，和報務員林青一起動手裝配成一部15瓦的收發報機，於2月28日與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溝通了聯絡，後來又與延安黨中央電臺接上了關係。
( GY 按: 申光和報務員林青認真是高手, 由2月初至28日,
最多只有28日, 而在1937年 及他們的背景和設備,絕不可能有5mhz以上示波器和頻譜分析儀,但可以用零配件
裝制出15w收發機並呼叫到延安,真是超級高手.
以gy現時有150mhz示波器及頻譜分析儀,下, 如果用晶體管制作上面相似機器, 相信亦要10個工作天以上, 當沒有儀器支持下, 難度就相當高了)
    廖承志沒有食言，他果然到宋慶齡處求助。
宋 慶齡那時住在九龍半島，她雖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保盟”的日常工作上，但她一向主張“哪里最需要幫助就幫助哪里”，因而經常向敵後抗日根據地分配物資。八路 軍駐港辦事處設立以來，與“保盟”基本上是同一個工作班子，宋慶齡不僅支持八路軍辦事處，還多次保護它的活動。廖承志但凡上門，她心裏就明白了幾分。
  “不瞞孫夫人，這次要運的東西是電臺。”廖承志講了實話。宋慶齡是共產黨最堅定的同盟者，在她面前什麼都可以說。
  “感謝你們對我的信任，這事兒有點棘手，但我一定會盡力。”宋慶齡走到窗前，眺望了一下海面，又關切地補充道:“過海關由我負責，過關以後要由你們的人負責，運往內地還要經過許多關卡，千萬當心。”
  “我們已作了安排，謝謝您的提醒。”
    宋慶齡的弟弟宋子良當時在西南公路運輸處任職，主管戰略物資的運輸，自己也做些生意，他與九龍海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走門路不成問題。他不知道姐姐為何叫他立即到九龍，因此日夜兼程趕來。
宋慶齡對弟弟說，“保盟”有兩車物資要過境，東西很值錢，海關很可能找麻煩，這事情非得他出面不可。倘若他不願意，那麼她就要親自去押車。
  “阿姐這話說重了。”宋子良頓感不安，他對二姐向來挺尊重。“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哪能勞您大駕親自動手呢，那樣人家會在背後戳我的脊樑骨，子良有何顏面見人。”
  “好吧，這兩車貨就看你的了。”
    宋子良不敢懈怠，當天就去九龍海關打點，調動種種關係，很快大功告成。海關方面給予這批貨物特殊關照，其批文為:“免予上稅，立即放行。”
    綠燈亮了。
早已潛入香港的中共長江局運輸科長王超北以及龍飛虎、邱南章等人參加運送，順利過關並將東西安全帶回內地。
這 些電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及時溝通了各戰場與黨中央的聯繫，成為紅色無線電通訊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曾高度評價說:“機要工作是黨的咽喉命脈。”毛澤東主席也多次把機要通訊工作生動地比喻為“黨的機體上的血管”。
宋慶齡掩護紅色電臺過關，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歷史上留下了極其光輝的一頁。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2月1日《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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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初，三科長胡立教隨葉挺軍長赴香港，並用葉挺軍長向宋子文籌措的經費購買了通信材料、藥品和醫療器械。同時根據中共長江局”關於在香港設立秘密電臺“的指 示，由胡立教和申光利用所購通信材料共同裝配了一部電臺，林青和李靜擔任秘密電臺的報務員，溝通了香港和中共長江局、中共中央的無線電聯絡。5月初，胡立教同志在香港採購的通信材料陸續運到皖南雲嶺軍部，由軍無線電臺通信總隊機務室組織裝配成電臺，下發各支隊及部分團使用。8月底，八路軍長沙辦事處為新四軍軍部購買了一部電臺和一部印刷機，軍部派交通副官李梓林從長沙運到南昌，留在新四軍南昌辦事處使用，在設法採購通信器材的同時，軍無線電通信總隊機務房還製造了部分通信器材，到皖南事變前，已能翻造蓄電瓶，翻繞收報機上的變壓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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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秘密電臺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英軍接收了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於1945年12月派林青、馬紹同志到香港重建秘密機要電臺。該秘密電臺於1946年2月與延安黨中央機要總台溝通了通信聯絡，一直工作至1949年12月撤離香港返回廣州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4年來，香港秘密電臺全體同志在馬紹台長的領導下，利用五瓦小功率電臺與延安黨中央機要總台以及“外派”電臺等六個機要電臺溝通了通信聯絡。通 過周密安排，採用靈活巧妙的方法避開香港英軍巡邏電子偵察車的偵察、測向、定位，在機要聯絡工作中，沒有發生過任何差錯。在艱難險惡複雜的社會鬥爭環境  中，克服了種種困難，努力工作，保證機要通信聯絡的順暢進行，圓滿完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華南分局交給的機要通信聯絡任務。   　　奉命重建香港秘密電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宣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了加強對華南地區開展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和對統一戰線的  領導，為了加強對東南亞地區和港、澳地區對敵鬥爭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派電臺負責人林青和馬紹從重慶去香港重建秘密地下電臺。   　　林青是長期在蔣管區和香港秘密電臺工作的，他曾於1937年7月，奉命從西安到香港籌建秘密電臺，工作直至1943年1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才 離香港回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馬紹長期在中共廣東省委（韶關）、南委秘密地下電臺和延安機要總台、重慶辦事處機要電臺工作。林青和馬紹於1945年12月和 李靜（女）等三人化裝為做生意的商人，從重慶經廣西省梧州到達香港後，即與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僑委負責人連貫、伍治之、蔡楚吟（女）等取得了聯繫。黨組織  在香港西環山道向居民租到了一個單元第四層（頂層）一廳兩居室的房子作為秘密電臺的工作住地，同時調來了革命烈士龔昌榮的家屬張美香（女）和其女兒陳競 雄、小兒子陳競球到秘密電臺來與馬紹組成一個家庭作掩護工作。我曾經作為這個秘密電臺的一員，經歷了那驚心動魄的日日夜夜。   　　五瓦電臺通延安   　　林青和馬紹同志到香港後，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通過各種關係，採購到裝配收發報機所需要的電訊器材，如發報機用的電子管、電源變壓器和電  容、電阻等，他們就憑著過去的工作經驗，採用自己動手繞線圈、焊線路，裝配好了一部五瓦特的哈特萊式小功率的發報機，利用普通家庭用的電子管收音機改裝成 電子管收報機，經過多次反復的試驗，證明收發報機機器工作是正常的。利用延安新華社電臺廣播和國民黨中央社電臺廣播的頻率校準了工作所需的波長，然後，馬  紹同志按照上級規定的波長、呼號和聯絡時間進行認真的呼叫和守聽，終於在1946年2月一天淩晨與延安黨中央機要聯絡總台溝通了機要通信聯絡。   　　香港秘密電臺所使用的發報機是五瓦單管的功率哈特萊式的發報機，發報機使用的是6F6或6V6型發射管；收報機是利用普通家庭用的電子管收音機 加裝一些金屬設備改裝而成的收報機；收報機所需的電源是自己裝配的交流電源；發報機用的天線是利用平時收音機用的倒“ L”式的單根天線。為了提高電臺通信聯絡的工作效率，採用了“雙工”的聯絡方式（“雙工”，即在一面收聽對方訊號抄收對方電報的同時，可以一面用電鍵呼叫  對方或叫對方重複拍發電報）。電臺在室內臨時增掛了一條室內天線，專門供收報機工作時使用。   　　在香港要用五瓦特的小功率發報機與相距1700多公里的延安黨中央的機要電臺溝通聯絡，我們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難。由於我們電臺發報機功率  小，輸出的訊號弱，加上我們所處的是在香港英軍控制下的秘密環境中工作，對天線架設首先要考慮到掩蔽安全以防止暴露，所以我們只能架設像普通收音機使用的 單根天線，而不能架設雙極式的“ T”式發報天線，這樣就影響了發射機性能的發揮。我們在與延安黨中央的機要電臺聯絡中，對方經常告訴我們說：你們的“訊號太小”，要我們“增加電力”，我 們只能在機上順意地回答對方說：“好。”但是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的。在收聽對方的訊號時，因為我們收報機是接用室內架設的天線，同樣也常影響對對方   　　電臺訊號的接收效果。有時訊號小得比蚊子叫聲還要小，我們電臺值班報務員只好全神貫注集中精力去收聽對方電臺的訊號，認真辨別對方電臺報務員的手法與訊號變化的規律，確保抄收對方電臺的電碼不錯不漏。   　　我們也常遇到地球上空的電離層的變化對電波的影響，特別是在黎明時刻，在工作時會感到收聽對方電臺的訊號驟然變弱變小，甚至消失聽不到。這時，  我們只有繼續守聽，從天空繁雜的訊號中去尋找對方的訊號，有時未找到對方電臺的訊號時天又快亮了，我們得儘快收拾好電臺工作的機器，把它掩蔽藏匿起來。   　　工作時間總是在深夜   　　香港秘密電臺的工作住地是與老百姓在同一幢樓房裏，若工作稍有疏忽就很容易暴露。所以我們秘密電臺的工作時間選擇在鄰居群眾熟睡的深夜時刻，一般是在淩晨零點開始一直工作到黎明前五六點鐘。   　　在工作前，首先用黑、紅色兩面的厚布簾把電臺工作用房的窗戶嚴嚴密密遮掩好，不讓半點微小的燈光外露，我們把工作用的小臺燈用紙殼和布包紮起  來，不讓燈光向外照。我們把臨時改裝的收報機收聽訊號的音量調小，不讓聲音向外傳播，我們把發報機的電鍵用書和布墊牢，把電鍵接觸點調松調低，使發報的敲 擊聲減到最小。   　　針對香港英軍不斷加強對香港地下電臺的搜查和經常派出電子偵察車到各區、各街道進行巡邏偵察、測向、定位的情況，我們電臺值班報務員在工作時，  將戴在頭上的兩個收聽耳機，一個緊貼耳朵收聽聯絡電臺的訊號，一個則不緊貼耳朵，以便用另一隻耳朵注意尋聽電臺工作房外的鄰居與附近街道上的動靜，當聽見 街道上有臨近的汽車聲音時，我們就立即停止發報，使電波停止向空中傳播，防止遭香港英軍電子偵察車的測向、定位，待汽車聲遠離住地後，我們才繼續與對方電  台聯絡拍發電報。有時在工作中正在與對方電臺聯絡拍發四個電碼一組的電報時，剛發了一個或兩個電碼時，當我們發現室外有可疑情況時，我們就立即停止拍發電 報，正和我們聯絡的對方電臺感到很奇怪，不理解，對方電臺立即連續呼叫我們，要我們“立即回答”，要我們“繼續拍發電報”，而我們只有守聽著對方電臺，聽 其呼叫，不敢按電鍵回答對方，待下次與對方電臺溝通聯絡時，對方追問上次為什麼中斷拍發電報時，我們只能回答說“因機器故障”，表示歉意。   　　我們進行聯絡工作時，也很注意鄰居的動靜，有一次在黎明前，我們與對方電臺聯絡正在拍發電報時，而鄰居正好開收音機聽廣播，我們拍發電報一按電  鍵時，就聽到鄰居的收音機有“噗、噗”的反響聲音，我們就立即停止發報，這份未發完的電報一直到第二天與對方電臺溝通聯絡後才繼續拍發完畢。   　　當我們電臺聯絡工作結束後，我們就立即把那個電臺工作房收拾好，恢復原來的樣子，使人一看又是一個普通的家庭臥室。我們的工作程式是：首先把臨  時架設的室內天線拆下來；將裝到電子管收音機中放級的金屬線拆下來，使收音機恢復原狀，把收音機擺放到大廳的原來位置上；將發報機的發射管拆下來用布包 好，把發報機和電源等設備用布包好，把這些重要設備掩藏到大廳“麻將”台下面的木框支架內（這是專門製作供掩藏發報機和電源用的）。然後，我們把遮蓋窗戶  的布簾取下，清理好工作時用過的紙、筆等工作用具，使其不暴露出電臺工作過的任何痕跡。   　　革命家庭明確分工   　　為了掩護香港秘密電臺的工作，黨組織已於1945年12月調張美香同志母子三人到電臺來與馬紹同志組成一個家庭。根據工作的需要，又於1946  年5月，將我和溫健從東江縱隊司令部調來參加香港秘密電臺工作，1947年採用以師傅帶徒弟的方法，我們將張美香同志的女兒陳競雄培訓為電臺報務員。這 樣，香港秘密電臺就組成了一個六人的革命家庭。   　　因為在香港英軍控制區做秘密地下電臺工作，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為了確保黨的機密，對付香港英軍的審問，平時我們就編好了一套假“口供”，要求 每個家庭成員都要牢記，以便隨機應答，應付出現的特殊情況。根據我們香港秘密電臺的實際情況，我們規定了這個家庭成員的相互關係，明確了工作的分工。張美  香同志為戶主，是家長；馬紹同志是其女婿，平時叫“老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陳競雄是馬紹的妻子，平時叫“阿雄”，陳競球是張美香的小兒子，叫“阿球 ”，在香港讀書；我和溫健是張美香的外甥，是來香港投靠舅母家的，我叫“阿基”，溫健叫“阿英”。與鄰居街坊的聯繫分工由“家長”張美香同志負責處理。   　　電臺收發的電報的傳遞由馬紹和張美香兩同志負責。他們每天將電臺抄收來的機要電報藏到餅乾盒等不為人注意的東西裏，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時間、地點  和林青或李靜同志接頭見面交接，同時，從對方那裏帶回來要由香港秘密電臺向延安黨中央機要總台和其他機要電臺拍發的機要電報。   　　不能隨便跟人打招呼   　　馬紹同志領導的香港秘密電臺是屬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僑委領導的中央社會調查部系統的秘密地下電臺，後來改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   　　當時香港僑委負責人伍治之、蔡楚吟同志和香港機要電臺負責人林青、林靜同志經常來電臺檢查工作瞭解情況，對我們進行形勢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要求我們要提高政治警惕性，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在任何情況下要保持革命氣節，遇到任何艱險的情況時要有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   　　1946年10月，林青同志專門到香港秘密電臺來及時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三個月的總結》的指示，指出我軍即將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階段的新形勢。   　　我們香港秘密電臺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和電臺的實際情況，成立了黨小組，由馬紹同志任小組長。我們制定了秘密電臺的保密制度，規定：平時不准外出，  不准到鄰居家串門，因事經請假批准外出時，要兩人同行兩人同歸，街上遇見熟人不准打招呼，不准和家裏直接通信。工作用過的抄報紙不准亂丟，下班後要及時燒 毀。我們把遵守秘密電臺的保密制度列入黨小組會的內容，要求對照檢查，人人自覺遵守。   　　有一次，溫健去香港中環“那打士”醫院看病，正好碰見原東江縱隊司令部電臺的老戰友李健同志，因為戰友久別重逢，見面時控制不住感情，就打了招呼。溫健同志回到秘密電臺後，感到這樣打招呼是違反了秘密電臺的保密制度，主動向黨小組做了彙報和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