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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东纵的日子 罗浮长者 发表于 2014-5-620:52:17 回忆在东纵的日子 回忆在东纵的日子
黄淑暖
进入东纵第一个印象
1945年4月，从沦陷区广州出发，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穿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我到达梦寐求之的目的地——东江纵队驻地罗浮山。
当我进入游击区的第一个驻足点，税站的草棚，已是黄昏时分。我和同伴岭南大学同学李建熹解下包袱，席地休息。那时已疲劳不堪，一躺下就睡去了。刚刚入 寐，外面的喧嚷声忽然把我吵醒。我和同伴走出棚外，同伴说伪军来了。他指着离草棚约一百米处的炮楼（碉堡）说，伪军就在里面。我看见从炮楼的小枪眼口冒出白白的炊烟，心想，这可能是伪军在煮饭了。我的同伴说了一声“走”拔脚就走。我也跟着他走了。我连刚刚除下在草棚里的近视眼镜也来不及转身取回，衣服就更 不用说了。走了一段小路就上山。我们上山时，见到有的老乡上山了。其中一个农妇走在我的旁边，她担着一担箩，前面的箩放着一个小孩，后面的箩放着一些炊具、碗筷，左手拉着一头牛，右手拿着一条竹鞭。我从山上回头一望，村里已火光熊熊。天入黑后，我们大约还走了几十里路，后来到了一个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 招呼我们吃了饭。我们一面吃饭，一面听交通站的同志说；趁伪军立足未定，今晚回去“摸营”。我是初踏入游击区，心想，刚买回不久的眼镜和在广州凑起来的几件衣服都没有了，今后怎么办呢？心中觉得空空虚虚。身子感到十分疲乏，也就不由自主地睡了。第二天醒来，同志们告诉我，我的东西已“摸”回来了。我一看， 真是什么也没失去，这使我喜出望外。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印象就是，伪军的烧杀抢掠和我游击队的出没神奇，机智勇敢。
这里是爱国青年向往的天地
部队在进发中，我很远很远就望到罗浮山。但行了一程又一程，过了一峰又一峰，都还没有到达。一路行进，都是人迹稀少，好不容易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到达东纵的政治部驻地白鹤观时，已是暮色苍茫。同志们吃完饭后歌声悠扬。有的在洗饭碗，漱口盅，有的在看书报，有的在谈天，各人做着自己要做的事。我满 身大汗，解下背包，还没吃饭，看见别人在树木婆娑、淙淙有声的山溪中濯手濯足，洗脸擦身，我也找个隐蔽一点的地方，洗一洗身上的污垢，当晚我到东纵青干班的负责人张江明同志处报了到。
因为长途跋涉在山路溪涧之间，我双脚都肿了。我穿的一双布鞋，一双皮鞋，每一对都烂了一只。而又烂得那么巧，布鞋烂了一只右脚的，皮鞋烂了一只左脚的， 我便把它们拼起来穿。同志们笑我穿鸳鸯鞋。那里的医药极其缺乏，脚肿了怎么办？白鹤观有个中医，他说开一些中药给我口服、擦洗。我跟着他到存放中草药的棚子，但见他采了许多草药。煎药是十分麻烦的，于是我自己出主意，请他给我一点生姜。我天天用生姜擦，擦了约两周，肿就消了，令我很高兴。我听到一些老同志 说，过去医药更缺乏，同志们受了伤，挂了彩，由于没有医药，只能用巴蕉叶包扎，用盐水洗伤口。因为游击生活流动、紧张，时间久了，有时伤口化脓、腐烂生蛆，其痛苦可想而知。偶然有一次，我见到一位西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知识分子。他穿着白色的“恤衫”，裤子是有两条橡皮带吊到肩上的。我听同志们说，他的 妻子也同他一起到了游击区，当时正怀孕，组织上派了一名公务员（即做杂务工作的）去照顾他们。那个时候，东纵的首长还没有公务员呢。
有个同志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是否习惯。我说，不存在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思想上挺活跃。我是带着一颗十分热诚、真切、仰慕、虔诚的心来找共产党的，这里是我多年来向往的地方。至于对艰苦的生活，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很快，我被安排到第六期青干班学习。在青干班学习的时间是两周，那时刚好是党的“七大”开过后不久，学习的重点是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 合政府》。记得当时江明同志做了“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报告，使人耳目一新。从珠江纵队来的司令员林锵云同志讲了当时珠纵的斗争情况。学习班设在罗浮山的一个山顶寺庙——东华古洞。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无线电新闻台（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地点在花手寺。
纵队的生活充满着朝气，与“大后方”的曲江（韶关）、桂林相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在“大后方”政治气氛异常沉闷，爱国青年进步人士的心情都因为没有抗 日的政治自由而感到极大的抑压，他们报国无门。1944年秋，曲江、桂林大疏散，爱国青年都把希望寄托于延安。我上中学时曾想到延安而未果，因为路线被封锁了。如今我到了罗浮山，就把这看作延安。在此，我用不着顾虑像在学校（岭南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香港迁到了曲江）时那样，被国民党、三青团学生搜 查我的进步书刊，对我监视、跟踪；也不怕像在广州那样，突然戒严，日本鬼子持枪，用刺刀指着我的胸膛。在这里言论自由，气氛活跃，心情舒畅，无论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各抒己见。上至司令员，下至炊事员，都是平等的，这是我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平等的世界。无论任何事，如有人先想到的是自己，就会觉得自 己很可耻。大家想的都是为抗战、为革命、为集体、为别人。他们是一个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情同手足的战斗集体，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这里真是有理想有志气的爱国青年向往的天地。
生活艰苦，精神充实
无线电新闻台主要任务是接收延安新华社发来的新闻电讯。我具体负责电评工作。它分收发报和译电两个部分，收到电讯后送给首长及东纵的机关报——前进报。 它是纵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与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同志相比，我们的生活是相对地稳定。人们将这种工作称为机关工作。最初当同志们说我被分配到“机关”工作时，我觉得这两个字挺新鲜，没有想到在枪林弹雨、戎马倥偬的游击区也有“机关”工作。
在游击区，一件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是到处都有饱饭吃。比如在交通站，那是同志们来往频繁的地方，三时五刻都有人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都有饭吃。 饭是经常用一个竹篮子盛着，上面用纱布盖住。旁边有碗筷，有开水。随到随吃，不限量。在沦陷区的人们，那能想象得到游击区有这样的奇迹呢？在这里我要加上一个不无意义的插曲：在广州时，我曾听到我的舅母说一元钱的日本军用票只能买到数十粒的米。在我回到家里的两个月中，每天都是吃“狗头粥”，即用木薯粉， 咸菜、白豆煮成的糊。那个时候真是米珠薪桂。我们一家六口，只有我年迈的母亲和患肺病的哥哥每天可以吃一碗饭。我自己在广州，只有一次在一位岭南旧同学黄志坚的家里吃过一顿饱饭，因为他家是小土地出租者。我临离开广州到东纵前还曾问过他，如有必要，是不是可以向他借点米，他答应了。后来广州“光复”，我母 亲还曾对我说过，黄志坚曾来问过我家要不要米。我的好友何淑庄（何琼）曾告诉我一件可笑而又真实的事，就是有的人得知东纵有饱饭吃，所以去东纵。听后不禁使我大笑起来。
游击队的生活十分简单。我们的睡铺就在工作台旁边，因为蚊帐床板不足，我和先到电台的伍慧珍共睡一张床。没有席子，我只有一个灰色的“被袋”，一边垫一 边盖。内外衣裤只有两套，晒干后穿上时还有热气。如果发了生活费，我们喜欢托副官买几个鸡蛋，补补身子。鱼是难得吃到的，有一次不晓得副官从什么地方买到了鱼。我在东纵是没有筷子的，从来都是用匙羹吃饭，那天说有鱼吃，就感到没有筷子很不方便，于是在吃饭前到花手寺外溪边的竹林折取两枝竹子作筷子。我们人 人都两袖清风，但都无忧无虑；虽然物质上贫乏，但精神上却是富足的。
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我一进花手寺，就听到同志们讲陈志华的故事。陈志华是通讯科的政治委员，浙江人。因病，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留守江西，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与党失去 联系，但他一直坚持斗争，坚持找党。他曾一度沦为乞丐，晚上睡石盖席，露宿街头。后来才找到了一间破庙来栖身。他告诉别人，有一次他实在饿得厉害，在垃圾堆里拾到一只死狗，如获至宝，高兴地拿到河边洗干净，带回庙里煮来吃，还认为是美味佳肴。有一次他的一只脚烂到骨都露出来了，他在街上拾到一只破鞋，非常 高兴。他是来自上海的学生，家在上海，如果回家，他是有饭吃的。但他怎么也不愿放弃在原地找党的念头。后来他看到街头的报纸说招聘人员，为了吃饭，他就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碰碰运气。报馆的人认为他有点文墨，就录用了他。经过两三年艰苦的生活，等到陈毅下山，他终于找到了党。
陈志华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时电台里的同志不安心工作，觉得电台的工作单调、呆板、枯燥无味，夜间值班又没有夜餐。陈志华除一方面设法解决实际问题 外，还抓住同志们的思想实际，进行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育。他建议大家每人讲一段光荣的历史，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并自己带头讲。他的历史震动了大家的心弦，使不少人潸然泪下。自此以后，大家的情绪就稳定下来，安于职守。往往在困苦万端的情况下，大家都想起了陈志华，因此“陈志华”三个字成了大家的一股巨 大的精神力量。
报务员同志在微弱、暗淡、闪烁不定的豆油灯下工作，时间长了，眼睛变得干涩，模糊，甚至刺痛，有的好心人劝他们喝点豆油，可是如果喝了，就没有油点灯 了，他们坚决不喝。这种一心一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思想充实，祖国有希望。这些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是我生活中珍贵的政治养料。离开了他们的激励，教育与鞭策，人生就会变得空虚、暗淡无光了。我体会到了 “同志”两字的丰富的内涵与千钧分量。
在东纵时，陈志华患肺病，但他仍坚持承担十分繁重的工作。他体型瘦削，脸色苍白，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愿意。他的工作显然是远远地超过了他所能负担的。 只要他在机关，每天五时半均和我们一同起床、跑步。凡是要求我们做到的他都做在前头。有一次我们学习波茨坦公告，我见他半躺在石级上，讲几句话就喘息一下，指导我们学习。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领导架子。我们的同志总的来说都十分遵守群众纪律。附近村庄农民的龙眼树，夏日果实累累，坠个满枝，我们虽然垂涎 三尺，但从来没摘一个。但有一次，不晓得那位同志在我们的驻地花手寺（主人满慈和尚，我们叫他“大师”）的鱼塘里打鱼，陈志华知道了，在吃饭时特地叫大家集队，告诫大家要遵守群众纪律。自此以后就再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胜利的喜讯
1945年8月6日，收到了新华社发来的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新闻。当时我译电，只记得说那个原子弹投下后，火光冲天，原子尘四散，杀伤力极大，杀伤 范围极广，但那时我还不晓得原子弹是一种新式武器。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迅速击溃了日本的关东军，我们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9日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了一枚原子弹。蒙古对日宣战。一连串喜事使我们的头脑简直应接不暇。8月9日晚大家都上床睡了，忽然听说有急电要译，于是我立即起床。译 下去，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投降了！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实在是振奋人心。我一边译电一边有着语言所不能形容的高兴。不一会，整个花手寺的同志都起来了，整个寺都沸腾起来，到处充满着欢乐热烈的气氛。大家拉着手，大笑大跳，狂欢着。八年抗战，胜利了！我们中华民族出头了！扬眉吐气了！于是星夜叫交通员上山 给陈志华送信。自此以后，我们电台就空前地忙碌起来。个个龙腾虎跃，好像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精力。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我们几天几夜没睡，也不觉疲倦，整个花手寺都沉浸在紧张、热烈、欢乐的海洋中。8月10日，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向日寇侵占的一切土地进军。那时从延安来的朱总司令的命令，是一天发 个不停的，一则新闻就发10多次。命令的大意是叫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迅速收缴敌人的武器，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朱总司令曾令当时的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华南抗日纵队曾生将军投降。译到“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时，我觉得亲切极了！我喜悦、激动、振奋，百感交集。一时我俨然成了曾生将军，敌军在向我 投降！在随后的转移中，我们曾与被收缴了武器的日军相遇。我亲眼看到投降后垂头丧气的日本兵。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之而收到的电报是国民党邀请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这件事情可使我们大家担心极了。到国民党的心脏地区重庆去谈判， 对毛主席的安全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我们怕国民党特务暗杀毛主席，又怕蒋介石毒死毛主席。毛主席在重庆的那段时间，我们寝食不安。尤记得电讯中讲到在宴会中人们请毛主席喝酒时，周恩来 同志总是代喝。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主席的崇高而伟大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不已。
从苏联参战至毛主席安全地返回延安，是电台工作最忙的一段，也是最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电台，离延安很远，有时收到的电讯电码不清，文意就中断。为了不 漏电码，台长何太连蚊咬也不动一下。值班的同志也经常是手脚和面部都有蚊咬的血点。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是“XNCR”，一听到“XNCR”，我的心就像一支箭似地飞到了延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延安对于我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延安既远在天边，仿佛又近在咫尺。它的电波，穿越万里 关山，顷刻到了我们花手寺。我们收到的是统率着千军万马作战，指挥着亿万人民斗争，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延安发来的电报，我们是无比幸福的。
青年人喜欢唱歌，在陈志华的鼓励下，我们电台的同志自己写了一首歌，叫“通讯兵颂”。我喜爱这首歌，因为它是我们电台的真实写照。歌词是这样的：
北斗星灿辉，豆油灯闪照，
这夜的光芒啊，伴着我们到明朝。
呜……一声长啸，
电波射破重重的夜幕，撒遍云霄。
的的的答，的的的答，
胜利的讯号在天空中交流，广阔的永恒的缭绕，
笔在纸上伸展，手在电键上跳，
齿轮紧推齿轮，真空管像地下火在燃烧。
不是沉默，我们在欢笑，
因为天将破晓。
执行命令，游击区转移
重庆谈判的结果怎样，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当时发表了一个“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接受了和平、团结、民主的方针。但是，我们的部队却要转移了。我不知 为什么？电台首先转移到前进报的所在地华首台。那是争秋夺暑的时分，秋天的太阳，还是炙人的。我们每人背一条米袋，沿着上山的石路，拾级而上。到了华首台，前进报的同志已转移了。驻足一两天，我们又上山，到了九天观。九天观在山顶，是敌工科的所在地。敌工科的同志还在那里。附近有一条山溪，十分清沏。怪 石嶙峋，到处郁郁葱葱。那里山深人静，除了我们游击队的同志，人踪罕至。在那里住了几天，又转移到冲虚观。冲虚观是司令部的所在地，可当时已空无一人。寺观很大，与我初到罗浮山时最初踏入的白鹤观差不多。我们在冲虚观外面的大地上休息。我看见当时地下留下了一堆燃烧过的纸的灰烬。寺观门口贴着一张布告，落 款是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委员林平、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因为休息处与贴布告处距离较远，看不清讲的什么。这次行军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这可能是军事秘密，所以不敢问。后来才从我们部队的行动中知道，我们是要撤出这个游击区。
夜行军对于近视的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有一次在转移中黑夜茫茫，伸手不见五指。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虽然有把烂伞子，但也全身湿透了。晚上高一脚低一脚地 踩在田埂上，不时摔跤。行军之前，宣布不准开电筒，不难点火把、不准划火柴、不准吸烟，总之不准有火光。闪电雷鸣虽然可怕，但闪电的一瞬间却可以给我们照一照前面的道路。过河的时候，我们只得手拉着手。前面的人踩到水底的一块石头，就要告诉后面的。整个队伍变成一条“人链”。过一条河，足足用了一个夜晚。 到天微明，才看到这条河河宽不过200米左右。近视的人，夜行军容易引起错觉，常把水凼反光的地方当作路。后来有个同志告诉我“黑泥白石光水凼”我才避免了总是踩到水凼里去。有时那对“千里马”（简便鞋）被泥浆深深吸住，拔也拔不起来。每到宿营地，别人休息，我们却争分夺秒，马上将竹竿竖起，拉上天线，戴 上耳机，手按电键，立即在太空中找寻那红色的电波，与延安通讯联络。
为什么要撤出这个游击区？后来才知，在重庆谈判中，我们作了一些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的让步。目的是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以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分子的同情，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求得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与民主，是有积极的战略意义的。
1945年11月，组织上派我到香港新华南通讯社工作。至此，我又走上了一个新的战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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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VR2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