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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在短短的几年内日本的魔掌便伸到中国大半国土。1938年10月日本登陆大亚湾，惠州、广州相继沦陷。11月26日占领深圳和南头。1941年12月25日，英国控制下的香港又沦入日军之手。沦陷后的香港，日军到处滥杀无辜，奸淫掳掠，造成停水停电，物资短缺，人民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内地来的文化人，更遭通缉恐吓，无处藏身。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这些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想方设法营救他们。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紧急电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想尽办法将困守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从香港疏散到游击区，然后转移到大后方。廖承志及时动员香港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营救路线和参与营救人员作出周密部署。 从香港到九龙，通过西线陆路过深圳河，回到白石龙游击区的被救文化人大约有600多人。 白石龙村具有易守难攻的良好地形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共领导建立了以白石龙为中心的羊台山抗日根据地，当时游击队指挥部、宝安县委和白石龙区委均设在白石龙村。这里还设有后方办事处、医疗所、兵工厂、报社、电台、粮站等。 抗日战争开始后，白石龙人民积极投入抗战，他们中不少人参加了抗日武装自卫队，成立了农会、妇女队和担架队。在1942年1月到4月的文化名人大营救中，他们更是全力以赴，站岗放哨、搭建山寮招待所、抬救伤病员、采购粮食做饭送饭等。在此中转的文化人以白石龙深山草寮为家，过着虽然艰苦却又愉快的生活，郭沫若甚至把白石龙村誉为“小延安”。 在党的英明领导和周密部署下，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指战员的护送和当地人民的掩护下，历经艰险，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把被困香港的数百名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分别从陆、水、海几条路线自香港撤离，经游击区安全进入大后方。这一壮举，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主堂:当时白石龙的条件较差，来到这里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第一天晚上，就睡在天主堂内用稻草铺的地铺上。 草寮招待所遗址:为了保证被营救文化人的安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被转移到附近山上树林里搭建的草寮招待所。在白石龙附近及羊台山麓，先后建立有丫髻山、大把窝、深坑、杨美泥坑、蕉窝等草寮招待所。草寮为竹木稻（芒）草结构。顶成三角形，两边开门，中间是通道，靠壁有铺上稻草的大通铺。两床之间是走道，放有吃饭用的长条木板桌一张。草寮门口挂有遮挡风寒的布单。 公木坑兵工厂：兵工厂于1941年6月建成，先在羊台山、鸡板坑的石洞里，后转移到白石龙桔坑。兵工厂只有简单的修械设备、工具和钢铁材料。从东莞聘请一名枪械师，从部队抽调几名机工出身的战士做技术员。兵工厂可以造子弹、地雷、子弹袋，修理枪支、车子等。 蔡兴富口述： 蔡兴富，男，生于1929年7月15日，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白石龙村人。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时加入担架队，参与营救香港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工作。1943年参加东江纵队，担任通信员。1946年7月东江纵队北上后，调到深圳参加武工队。1948年编入粤赣湘边纵队。1949年深圳解放时，和部队一起参加接收深圳工作。同年回家务农，曾担任过村干部。1997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纪念章”一枚；1998年荣获“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勋章一枚。 我是白石龙村民，1929年7月15出生。四岁死了母亲，七岁死了父亲。 跟着日本人来了。1938年打到大亚湾，1941年打香港。第一批文化界60多人就到了白石龙，紧急营救他们。 白石龙村当时是东江纵队的总部，那里设了一个兵工厂，一个医务所，还有一个党小组，一个情报站。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好辛苦，晚上要放哨，白天要种地。1941年进了部队了，我从1943年加入了一个交通工程队。1943年同国民党打了两仗，在公明打，我突围时腿部中弹负伤。 1941年日本人来时，党组织要营救一些文化人到后方，就招募我们入伍打仗。1941年、43年、44年都有。 白石龙东江纵队总部下面有分工，分为十一个大队。第一个是曾生，我在这个部队；第二个是王作尧，第三个是杨康华。打香港时东江纵队组成三个纵队，当时我参加了担架队。 白石龙营救文化人时，我参与了搭建草寮工作，当时做的人很少。建兵工厂有五十人，搭建医务所有十个人。 当时村里党小组有四个人，蔡耀南、蔡锦义、刘鸣周、蔡达，他们是地下党。前两个人是一批，后两个人是一批。蔡耀南是我二伯，蔡锦义是我堂叔叔，蔡达（又名蔡兴达）是我二哥。 我们村里的妇女给山上文化人送饭，我老婆磨米，我嫂子到市场买东西，情况相当紧张。当时要菜没菜，去深圳，有日本占领不行，抓住要杀头，十四岁至五十多岁的人都不能去，一抓住就杀头。 白石龙是卧虎藏龙之地，一边有日本鬼子，一边有国民党，文化人士就藏在大山里。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他从这里来，我们从那里走。我们的部队当时情况也很紧张，许多时候民兵都上去了。 白石龙是革命老区，革命根据地之一，被许多人称为“小延安”。文化界人，我见到的，第一批60人，第二批30人，第三批60人，总共差不多救了200多人。全部完成任务，一个都没有牺牲，交给了党中央。营救时间是从1941年的1月份到1943年的6月份。我在白石龙见到过尹林平、曾生、梁鸿均、王作尧、杨康华他们，就在天主堂这里。 冯日林口述大营救： 冯日林，男，生于1925年8月，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白石龙村人。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后，加入白石龙村担架队，参与对香港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大营救工作。1949年解放后回家务农。1965年至1973年担任生产队出纳。 我是白石龙村村民，1941年加入村里组织的担架队。我在担架队参与了抢救伤员工作，我老婆陈开礼也在担架队，她还给山上伤病员做饭送饭。 白石龙村是革命老区之一，被称作“小延安”。当时在山里很平的地方做指挥部，我们抬伤病员很艰苦，无火无电，也很少吃的。羊台山、大历山，还有鸡公头，敌人来了，我们就把伤病员轮流转移到其它地方的山洞里。我还在公木坑兵工厂制过子弹、枪炮。 蔡启培，男，生于1937年6月12日，深圳市宝安区白石龙村人。1956年参军，1960年转业回乡。1976年至1993年在民治村委工作；1994年在白石龙村生产队工作，任党小组组长。2003年，积极参与大营救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在房屋征用、民房拆迁、道路修建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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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19-5-2015 17: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