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6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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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61周年
日本投降的日期和標誌
李恒

1945年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時，日本是于何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的？
多年來，包括中國史、世界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抗戰史和二戰史在內的各類專著大都說是在8月15日——以日皇裕仁東京時間當天正午通過錄音廣播宣讀所謂的“停戰詔書”（也有的書稱之為“終戰詔書”）作為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標誌。

“四國公告”敲響勝利鐘聲
2002年第7期西安《中學歷史教學參考》發表雲南省思茅市第二中學退休歷史教師邱維驥的《對日皇裕仁8.14〈詔書〉流行評述的質疑》一文，向人們介紹了重慶夏季時間1945年8月15日清晨7時（經推算，此即北京標準時間清晨7時）中、美、英、蘇四國政府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四國公告”。2005年7月，該作者又在同一雜誌發表《抗戰勝利鐘聲在“八一五”7時正點敲響》一文，呼籲“同胞們牢牢記住這一輝煌、隆重、準確、永遠應該紀念的時刻”。此文發表後為多家網站轉載（如網易、中國918愛國網）。昆明《春城晚報》、重慶《時代信報》和上海《新民晚報》都對作者進行了採訪並以顯著篇幅報導。新華社8月14日播發的通訊《難忘勝利那一天》也以“史料鏈結”的方式予以轉引。8月18日的昆明《雲南日報》還對作者原稿進行了摘要發表。
所謂“四國公告”，根據邱維驥的介紹，並非是指內容相同的公告文本，而是對中、美、英、蘇這四個對日作戰的主要盟國按約定在各自首都同時公佈“日本政府已正式無條件投降”這一歷史事件的概括。因時差關係，其時在重慶和莫斯科都是8月15日，而華盛頓和倫敦還是8月14日晚上。
“四國公告”時間上早於日皇的廣播四個小時，其發佈的依據則是日本政府8月14日經中立國瑞士政府轉達的照會。該照會向美、英、蘇、中四國政府通報“關於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事，天皇陛下業已頒佈敕令（即詔書——筆者注）”。眾所周知，《波茨坦宣言》又稱《波茨坦公告》，是美、英、中三國于當年7月26日發表（蘇聯8月8日對日宣戰時加入）的要求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因此，如果日本政府不附帶任何條件接受該宣言，即表示日本接受同盟國的無條件投降要求。歷史真相也正是如此——日本政府8月14日的照會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也就是說，不僅日本已經在8月14日正式向同盟國表示接受無條件投降，而且同盟國也在接到日本政府的照會後，在日皇詔書廣播之前就已經宣佈接受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與“四國公告”同步採取的另一行動就是由美國國務卿代表四國經瑞士向日本發出指示具體投降步驟的照會。
因此，所謂日本政府以播放日皇詔書錄音的形式向全世界宣佈無條件投降的說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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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紀念日為何定在9月3日？
李恒

　　9月3日——法定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國人的記憶中，8月15日、9月2日和9月9日都是刻骨銘心的。但人們往往搞不清楚，為何中國不以8月15日，而要將9月 3日，一個似乎意義不大的日子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確實曾把8月15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但只實行一年，就改定為9月3日。再上溯至抗戰勝利後，當時的國民政府於1946年4月決定以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這說明，國共兩党在確立勝利日這個問題上是有共識的。至於為何選定9月3日，筆者手頭上沒有國民政府的解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51年8月13日簽發的關於規定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的公告是這樣說的：“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九月三日。”
　　這個說明明確揭示了確立勝利紀念日的基本依據：敵方“簽字於投降條約”(稱“投降條約”其實是不對的。在無條件投降基礎上簽署的檔並不是勝敗雙方平起平坐的契約，而完全是戰敗國對戰勝國所提一切條件毫無保留的接受)。戰敗國簽降，當然戰勝國也在同一地點受降。簽降與受降就是在辦投降的法律手續。法定抗戰勝利紀念日的確立，當然必須以投降法律手續的完成為依據。
　　這樣一來，8月15日是無論如何也不應成為勝利紀念日了——儘管8月15日是9月2日的導入事實。不過這並不意味著8月15日不應該為中國人民所紀念。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無條件接受敦促其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重慶夏季時間8月15日晨7時(即北京時間晨7時)，中、美、英、蘇四國政府在各自首都(重慶、華盛頓、倫敦、莫斯科)同時宣佈日本政府正式無條件投降的消息。“8月15日中美英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和“8月15日日皇宣讀‘終戰詔書’的錄音向日本軍民播放”一同構成了中國人關於那一天的記憶。儘管如此，對中國人民來說，紀念“八一五”的理由卻只能有一個，那就是“中美英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在抗戰勝利60年後的今天，這一點不容再被扭曲。
　　曾經有人說，之所以沒有也不宜將勝利紀念日定在8月15日，是因為日皇宣讀的詔書上沒有“投降”字眼(事實上別說“投降”和“戰敗”，“終戰”或“停戰”也都是沒有的)。也許也有人會問，既然現在把“中美英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一塵封已久的重大史實重新挖掘出來，不就有理由把紀念日改定在更為國人熟悉的8月15日了嗎？筆者認為這兩種看法其實都沒有什麼意義。如前所述，真正重要的是“標誌”：確立勝利日只能等待正式投降的法律手續即簽降與受降的完成。至於日皇的詔書，那純粹是日本國內的公文。我們對於上面的內容固然可以加以批判，但在確立勝利紀念日時則根本不需理會。何況，無條件投降的降書本來就是由戰勝國擬定，這才是出現“投降”字眼的原因，決不是日本政府自願承認那是投降。
　　筆者發現，近年來也有人提出將9月9日定為勝利紀念日。9月9日發生何事？最普遍的說法是說侵華日軍在這一天向中國政府遞交降書。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有誤區。準確的答案應該是：中國戰區日軍正式投降。
　　首先必須瞭解，何謂“中國戰區”？所謂“中國戰區”，其實是美國為了方便協調太平洋戰場而宣佈設立的，其最高統帥是蔣介石。至於戰區在戰時是怎麼運作的，筆者不甚瞭解。但筆者知道1945年受降時的情況。在日本正式通知同盟國願作無條件投降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批准並指示擔任盟國佔領軍最高統帥的麥克亞瑟將軍發佈總命令第一號，劃定主要戰勝國的受降範圍。其中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內的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的受降工作由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戰區負責。這也正是9月9日岡村甯次在南京所簽降書第二條的內容。蔣介石本人在這份降書上列明的身份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而受降官何應欽則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
　　顯然，由於侵略中國東北十幾年的關東軍被排除在了“中國戰區”的受降範圍之外(他們是向進入東北的蘇軍投降的)，把9月9日的投降說成是“侵華日軍向中國政府投降”是不準確的。儘管當時的人們甚至包括某些當事人也不是分得那麼清楚，但若是為確立抗戰勝利紀念日，則不可在這些細節上大意。
　　如果把9月9日在南京的受降與9月2日在東京灣美艦“密蘇裏”號上的受降相比，筆者也認為還是後者的意義更大一些。首先，9月2日的受降是9月9日受降的導入事實。其次，9月2日在降書上簽字的人的身份是9月9日的所不可比擬的。日本方面在9月2日降書上簽字的是“奉日皇和日本政府之命並代表之”的外相重光葵和“奉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並代表之”的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日本在8月10日向中、美、英、蘇提出附帶條件的投降請求後，美國政府草擬了一份答復，其中要求日皇須與日軍高級將領一道簽字于投降書。在徵求中、英、蘇三國意見的過程中，英國政府懷疑此舉是否明智，最後定稿時美方接受英方建議改為日皇須授權並保證日本政府及大本營的代表簽字)。這樣一來，政府和軍隊的代表都有了，也就意味著日本國家完全接受了無條件投降的命運。這就是全面的簽降。至於同盟國方面，麥克亞瑟作為佔領軍最高統帥首先代表對日作戰的各盟國簽字接受日本投降。之後，9個主要盟國的代表也陸續簽字。儘管是清一色的軍人，但這9個人都具有雙重身份：他們在降書上的身份是各該國政府的代表(例如徐永昌是“中華民國代表”)。因此對於戰勝國來說，這個簽字儀式也是具有政治與軍事雙重性質的。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以東京灣受降為標誌確立中國的抗戰勝利紀念日都是極其恰當的。不過對於國民政府當年確立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的經過，筆者沒有掌握太多的資料。筆者手頭上的1945年8月16日重慶《大公報》第二版登有一則消息：“我國慶祝勝利，將於日本簽訂投降書後開始。預定慶祝三天，各機關放假一天，一切辦法已經中央決定，通電各省市準備候公佈後施行。”此前8月12日中、美、英、蘇答復日本請降照會後《大公報》刊登的一則消息就曾預告：日本投降消息將由我國和盟國同時宣佈，慶祝勝利的日期亦將另行公佈。由此可以推測，當時確立勝利紀念日的日期純粹是一個技術問題，與其他因素根本扯不上關係。這個過程當然也是早有規劃的——儘管這個紀念日的正式確立是在第二年的4月。
　　不過筆者並不明白為何不以東京灣受降當日，而以次日為紀念日。如果說德國當年簽的降書還規定了與簽降時間相隔一段時間的“停火正式生效時間”的話，日本的投降則根本不存在。日本降書上所寫的時間就只有日本全權代表簽字的時間(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4分)和盟國最高統帥麥克亞瑟簽字的時間(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8分)。換言之，降書當日即已生效。
　　對於二戰中歐洲戰場的“勝利日”，不少人都知道有5月8日和5月9日兩個。之所以如此，筆者並不贊同廣為傳播的“時差說”。筆者認為這是蘇、美、英三國政府宣佈勝利消息時間的不同導致的(不過，這並非本文所要闡述的主題)。至於亞太戰場上對日作戰主要國家的勝利日，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日子(中國人所說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就更不存在了)。筆者不知道英國和蘇聯的確切情況，不過據說英國是8月15日，蘇聯則是9月3日。美國方面，時任總統杜魯門在東京灣受降結束後向美國公眾發表廣播演說，其中宣佈以 “1945年9月的第二天，星期日——這個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作為勝利日”(英文為 “V-J Day”)。在華盛頓時間8月14日下午7時依四國約定向公眾宣佈日本已照會盟國正式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時，杜魯門發表的聲明就明確地講道：“對日作戰的勝利日須等到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才能宣佈”。若從時間上來看，東京灣受降時中國自然也是9月2日上午，蘇聯和英國是同日淩晨，美國則還處在9月1日晚上。杜魯門發表演說時是華盛頓時間晚上10點。
　　筆者日前無意中得知，國民黨敗退臺灣後其行政當局於1955年將9月3日定為“中華民國”的“軍人節”。儘管這個節日講明是源自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但這個關於抗戰的法定紀念日在臺灣社會已是不存在的了。加上某些人刻意淡化抗戰歷史，已無法想像今天還有多少臺灣人知道“軍人節”那一天也是抗戰勝利紀念日。而最令我吃驚的是，竟然有人將同盟國在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說成是9月3日(例如今年8月15日臺北中國廣播公司的一則報導)。筆者深深感到，面對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段光榮的歷史，中國人需要補的常識課確實太多了。
　　誠如有識之士所言，9月3日是14年抗戰歷史上最不應寂寞的紀念日。在前兩個逢十的年份裏，中央組織的紀念大會都是在9月3日舉行，今年也一樣。這說明不管民間如何說法不一，國家對自己制定的法規是嚴格遵守的，也從未混淆過。
　　筆者衷心期望，將來修訂歷史教科書的時候，能將“九三”——這個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與“五四”、“七一”、“九一八”、“七七”、“十一”同樣重要的日子以及它背後承載的意義，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的後代。當前最主要的，則是好好利用即將舉行的隆重紀念活動，使更多的國人從此牢記：9月3日是我們光榮的抗戰勝利日！

200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