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兆QRP測試 +重訪游擊隊基地-- vr2 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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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英“大營救”——抗戰親歷者的敘述
６４年前，香港陷入日寇之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抗日遊擊隊，在港九地區進行了轟動中外的秘密大營救，將數百名滯留香港的抗日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從面臨日寇搜捕的危險境地營救出來，安全送往內地。這一“勝利大營救”被認為是中國抗戰史上的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歷。

記者聆聽了一批當年親歷此事的人講述這一難忘的故事。他們中包括：當年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楊奇先生，他在營救文化名人中接待過鄒韜奮、茅盾等，並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專訪過組織營救工作的東縱領導；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遊擊戰士曾發，他曾擔任沙頭角交通員、交通站長；東江縱隊大隊政委李覃桂，以及其他一些原東縱隊員和港九獨立大隊遊擊戰士李 東明、黃秉等。他們的真切敘述可以使今天的人們更多地了解抗戰期間，香港同胞對敵人鬥爭的一個個生動側面和那段難忘的歷史：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日軍一佔領香港，便馬上封鎖香港至九龍的交通，實行宵禁，並開始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士。同時，他們還貼出布告，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人到“大日本軍報道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

當時，有大批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內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由于來不及撤退而滯留香港，他們早被此前潛伏的日本特務盯住，處境十分危險。這些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對滯留香港的這批文化精英和愛國人士的處境極為關心。周恩來在香港淪陷前就多次致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指示必須不惜任何代價，營救被困的文化人士、知名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並將他們安全轉移到大後方安全地區。

受命擔此大任的是在香港的東江抗日遊擊隊，包括１９４２年２月成立、由香港子弟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楊奇說，要把幾百文化精英從日寇的眼皮底下安全營救出去，比打一場戰役困難得多。但是，為了保護國家英才，我們全力以赴。

此時，日軍已開始實施分段搜捕，他們在電影院的幻燈字幕和報紙上刊登啟事，點名要茅盾、鄒韜奮、梅蘭芳、蔡楚生等必須前去“會面”。這顯示，日寇對這些人“志在必得”，把這些著名文化人營救出去更要爭分奪秒。

據老戰士回憶，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初的短短數天，東縱遊擊隊便完成秘密聯絡點建立、組建保護隊伍，踩點開辟撤退線路的工作。同時，尋找散居在香港島各處的文化名人的工作也緊急展開。


當月，茅盾、鄒韜奮、戈寶權等裝扮成難民，隨難民潮撤離九龍，在東江遊擊隊秘密護衛下，從九龍出發，行經元朗交通線，避開日軍檢查崗，穿過日軍封鎖線，翻山越谷，過落馬洲、渡過深圳河，最終安全到達寶安陽臺山抗日遊擊區。

自此，每天都有被營救人員從港島先行潛往九龍，再經人員護送，通過不同線路離開香港。抗日遊擊隊開辟了陸路和海陸兩條通道：東線從九龍前往西貢然後乘船進入內地，轉入惠陽抗日根據地；西線從九龍到荃灣，越過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到達元朗，然後渡過深圳河，進入寶安抗日根據地。遊擊隊還開辟了一些新的線路，如夏衍、金仲華、范長江等，便是由地下交通員護送到長洲島，再轉乘船經澳門到達中山或 臺山。

此後的１００余天，８００多名滯港的抗日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在一批批抗日遊擊戰士的護送下，沿著這些線路，神奇地從香港島“消失”，他們中，沒有一人被捕。

６０多年的歷史沉淀，篩去了許多當年營救過程中艱難和危險的細節。但是，敘述者仍然知道這樣一些往事：由于日軍諜報人員嗅到風聲，港九遊擊隊的一些交通站被破壞，掩護遊擊隊的當地人遭到逮捕並被毒打；有人為遊擊隊通風報信而慘遭殺害； 也有組織營救者在旅途風餐露宿的惡劣環境中，自己的幼兒夭折……。

這場秘密大營救是史無前例的。一些文化名人在逃離香港之後，將自己經歷的片段記錄了下來。中國文學大師茅盾在《脫險雜記》中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著名作家夏衍曾感慨：“永遠不忘這場驚心動 魄的往事”。他表示：“共產黨人和遊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舍生忘死地執行政策，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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