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旅行 8月8 烏蛟騰 石水澗(抗日電台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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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月 都有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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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澗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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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蛟騰 石水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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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在這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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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在這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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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石水澗之重要資料
夜襲吉澳 （林　傳）

1943年初，一天下午五時左右，中隊長林冲召集全隊同志開會，說今晚要去打吉澳，消滅駐在 那裡的偽軍。參加這次戰鬥的計有林冲、莫浩波、鄧華、李生、黃生、張立青和我等十五、六人，並編為兩個戰鬥組。
天將黑，我們從石水澗村出發，路經上、下茅田仔，走了約一小時的山路之後，來到三椏村海邊， 乘預先在那裡等候著的兩艘淺海行駛的小船，在月色朦朦的夜間向吉澳島出發。船航行了約一小時，到達了吉澳的東頭村靠岸。在吉澳做群眾工作的曾奇冲已在那裡 等候我們。他簡要地介紹了經當地積極份子曾觀煌、曾觀養了解到的偽軍人員、武器崗哨等情況，林冲隊長說了要求和要注意問題之後，由當地民兵當嚮導向敵駐地 接近。當靠近敵人還有約百米時，林冲叫暫停，吩咐張立青再去看看敵情有無變化。張回來說，敵人正在打麻將，門口無哨兵。林冲叫他在前頭帶路，其他人一個個 緊跟著向前摸去。
張立青第一個衝進屋內，偽軍們仍在打牌，張喝令敵人不准動，繳槍不殺！敵看見只有張一個人衝 進來，靠門口坐著打牌的那個偽軍，突然用雙手猛推麻將台，油燈倒地，一片漆黑。張當即開槍，偽軍也開了槍，張被擊中肚子（有的說是擊中頭部），黃生用英式 手提機槍，先在窗口向屋內掃射，然後又衝進屋內向二樓掃射。這時，住在對面屋的敵人也向我們開槍射擊。我初次參加戰鬥，手裡拿著一把殺豬的長刀跟著林冲， 依著一棵大榕樹作掩護。林冲隊長下達口令，我作傳達，指揮鄧華他們向對面屋的敵人衝去。戰鬥打了約一個小時，敵人被打跑了。這次戰鬥共打死偽軍兩人，繳獲 左輪手槍兩支，我游擊隊張立青負了重傷。
我們數人扶著張立青撤退，後來找到一把藤椅抬著他，坐船返回三椏，讓民兵抬著連夜趕回石水澗 村。第二天張立青因傷勢過重而與我們永別了。埋葬張立青的棺木，是我戊叔開船到大埔買的。因為怕暴露，待天黑後，才由泥塘角將棺木運回石水澗。我記得追悼 會由林冲、何傑同志主持，是在石水澗村晒縠場上開的。張立青同志就葬在我家對面的小山上。
原載「回顧港九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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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石水澗之重要資料东江纵队新闻台追忆

何太

   抗日战争时期，在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新闻信息的获得和传播是很困难的。沦陷区敌伪出版的报纸，以满纸谎言来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也是充满反共谎言和粉饰太平的假话。要及时得到真实的新闻，唯一的办法是抄收党中央设在延安的新华通讯社的无线电讯。
   新华社每天用中文明码电报的方式广播新闻电讯，这些电讯报导了国内外形势，宣传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各地区各部队的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当时东江纵队孤悬南方敌后，与延安相隔数千里，设法抄收新华社电讯就成为东纵电台的一项重要任务。

东纵新闻台的由来

   东江纵队新闻台在建立之前，部队属初创时期，在新编大队进行过建立电台的尝试。事未成而部队被迫东移，途中将机器掩蔽起来了。1941年春天，部队在东莞大王岭创办了《大家团结》报，由杜襟南同志主持。当时为重建电台而取回的机器放在大王岭，杜过去学过报务，他从中取出一部四灯不调整高放收报机试收新闻，没找到新华社而只能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由于各种技术原因，所抄新闻残缺较多，但亦为《大家团结》提供一部分耨闻来源。几个月后，因“东莞事变  ，环境恶化而停止了工作。我当时在报社，做过编辑、记者、印刷等工作，同时也兼译新闻电讯。这也许是后来我转入电台工作的一个契机吧！
   1942年1月，经过许多同志的努力，克服许多困难，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纵前身)电台终于建立起来，并和延安中央军委总台沟通了联络，开始了东纵电台工作的纪元。这个电台是其后东江纵队和其他游击纵队电台的母体，也是新闻台的母体。早期建立的电台在不联络的时间内，就抄收新华社电讯。1942年6月当我调到电台工作时，在电台的戴机、刘澄清、江群好3位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电台只有一部收报机、一部发报机和一台手摇发电机，电台的主要任务是跟延安党中央和其他上级机关联络，抄收新华社电讯只能是第二位的。预定的联络时间一到，就得停止抄新闻，到联络结束再抄，这段时间的电讯就漏掉了。
   总队电台位于九龙新界乌蛟藤附近、山上只有一户人家的石水涧，除了有敌情时作小转移外，还算安定。随后电台人员逐渐增加，陈英、伦觉。潘雪琼先后从原掩蔽地返回，伦、潘二人继续学习报务；后又调来韩继元、梁葆葆(静君)学报务。我在电台的工作，一是译新闻电讯，二是把译出的电讯复写多份分送各领导机关，三是给摇机员们上政治课、文化课。1943年3月日军大“扫荡”后不久，电台主要人员由戴机率领渡海到惠宝沿海随领导机关一同行动，其他人员掩蔽一段时间后亦归还建制。   1943年5月间，我们终于装好了第二部收报机。当时杨康华同志率领政治部部分同志在东莞厚街一带，领导上决定派出一个由负责人陈英、报务员潘雪琼和我(负责译电)组成的新闻台跟着去，到7月间完成任务才回到联络总台。不久，电台转移到大鹏半岛南端的鹅公、大山田等地，把抄新闻的收报机安排在离联络台发报机一定距离之外，避免电波干扰。联络台主要还是由戴机、江群好两人负责，其他人员如伦觉、韩继元、潘雪琼、梁静君等在联络台见习并同时抄写新闻。当年冬天在大山田，我开始学习报务。
   1944年春天，电台随东纵司令部一起从大山田移住山下西涌。联络台和新闻台分别设在村内最后的一座楼房和最前面的一所庙旁。从这时起，两个台的业务就比较明显地分开来，人员也相对固定了。新闻台有伦觉、潘雪琼、韩继元(后调离电台系统)、梁静君(后调机要科)和我。不久，王强也加入新闻台。“新闻台”的名称此时逐渐叫开了，但它仍是总台的一部分。当时总台长是戴机，政治委员陈志华。我们在西涌除了新华社晚间通播可以全部抄收外，余下时间还可以抄收CAP(国民党中央社)电讯供领导参考。有时早晨还可抄到新华社电讯，但由于电离层变化，讯号迅速衰落，过一会就收不到，只好改收发报台功率大的中央社电讯。在此期间，总台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报务员，第一期训练班开始上课，新闻台全体同志也参加了其中的机务学习。从1943年冬直到1945年初北移罗浮山为止，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电台基本上是在大鹏半岛活动。
   1944年7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正式成立新闻文件台，由我负责。新闻文件台的任务，除了继续抄收新华社电讯外，还负责抄收总社向各根据地各分社通播的使用普通密码的内部文件，并和新华社电台沟通了联络，向总社发出本地区的新闻、战报等，实际上起了一个分社电台的作用。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1946年1月，新闻文件台奉命转移到香港，承担新的任务为止。新闻文件台和当时几个联络台都归总台(后期是通信科)领导，领导人一直是陈志华和戴机。新闻文件台的报务人员变动较为频繁，各期训练班毕业学员，有不少曾在新闻台工作或见习过，时间比较长些的有潘雪琼、高波、卢毅、邹顺平、李文、杨碧群、刘婉、梁冰玲、伍惠珍、关旭华、潘淑均、施斌、黄梅、肖水声等同志，在罗浮山时期，还有专职译电员杜赛伦(黄仲宜)同志。
   新闻台所用机器，是很简陋低级的，收报机是直流再生式，用三个30号三极真空管，一级检波，两级低放，中间用低周变压器交连。由于南方天气潮湿，变压器常常断路而要更换，备件损耗太多，后来改用总阻交连。为了提高灵敏度，后期增加了一级不调整高周放大，收听的效果有所改进。但总的来说，这种较原始的收报机，其灵敏度、选择性和频率稳定度都是较差的。收报机电源用一号电池，分别用串联、并联方法得到3伏电压供给真空管灯丝和45伏电流供给真空管阳极。这种机器是用买回的零件自行装配的，尽量做到小巧、方便，重量大约不超过一公斤。但几十个一号电池的重量则相当可观了。
   发报机用的是哈特莱式，用两个6L6五极真空管并联，产生高频电流后就直接传输到天线，没有经过放大，其发射功率号称15瓦，实际往往达不到。机器也是自行装配的，象个扁平的饼干盒，工作时才把真空管、线圈插上去。电源用上海孙立记产的手摇发电机，工作时把它固定在长凳上，两边各一个摇机员摇动手柄，发出高、低压直流电供给发报机。发射天线是双根π式半波天线，除偶有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外，一般要两端各竖立一根粗竹竿方能架设，比较费时费力。
   1944年夏，经党中央批准，允许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东江地区设立一个气象情报电台，全部机器由他们带来。美方为表示合作之意，送了几套军用小型电台给东纵，新闻文件台也分到一部。这类机器，收发报机外形近似一只长面包。收报机是超外差式，型号SSR，灵敏度较高，但它与发报机同时用手摇机供电，连续长时间用人力摇机是不合适的，我们没有用它。发报机型号SST(SSR与SST表示一个系列，各有不同的变异机种，在后面缀以数码表示区别，如SSR-3等)，也是用6L6真空管，但线路较先进，有的型号可以用石英晶体作主振，频率准确而且稳定，收听声调好。它使用单根倒L式天线，架设亦较方便。手摇发电机型号GN-45(另一种GN-58，大同小异)。有调压整流装置，体积较小，重量较轻，摇时比较省力，一般用一个摇机员即可。1945年以后，我们多数时间是使用这套发报机。

新闻台的工作情况

   新闻文件台第一个任务是抄收新华社电讯。
   新华社前身是红色中华社。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改称新华通讯社。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通讯社。它的呼号原是QST(即示意各电台收听)de CSR。CSR是原来红中社呼号，是“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China Soviet Radio)的英文缩写。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口语广播)试播时，呼号是XNCR。X是国际电讯联盟分配给中国的代号，NCR是“新中国广播电台”(New China Radio)的缩写。为使口语和文字广播呼号一致，文字广播也改为XNCR，同时为了保留CSR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呼号，全称就是：CSR de XNCR。
   新华社每日通过无线电波播发中文明码电讯，日间夜间各一次。日间从8点至12点，多数是播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性新闻、通讯；晚间从18点至次日凌晨2点左右，重要的国际国内新闻、评论、文章，都在这个时间播发。
   新华社每天开始发报以前，先呼叫CSR de XNCR三遍，然后发“Press”表示有新闻电报，这样反复呼叫十分钟后，才正式开始发报。发报报务员每两小时换班，我们抄报报务员也在这个时间换班。当班报务员上机以前先作准备，了解上一班收了些什么报和抄收的情况。看到抄的电码整齐无缺漏，表明情况良好；如果缺漏多，抄得零乱，表明情况不佳，要加倍小心。还要把备用的五六支铅笔削好，抽烟的还要把烟卷好。训练班参加见习的学员或某些要见习的新报务员，在机上多插一副耳机，与报务员一同抄收，称为副班。副班有时对正班抄报可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新华社发报的报务员，是中央军委三局(通信局)特别挑选的发报能手。他们发报手法正规，点画和间隔清楚，有节奏感。如果讯号较好，没有干扰，在耳机里听到的就像乐曲一般优美(而国民党的中央社，则往往是点画不清，间隔不分，怪调“坏手”，使人头痛)。发报的速度也适中，平均每发一百个中文字(即400数码)约需4-5分钟，每小时可发1000-1200字左右。
   新华社通播的电讯，其格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报头，包括号数、报类、字数。然后是报文，第一个字固定是呼号CSR，然后是“新华社××(地名)××日电”，接着是本电的等级，用括号括起甲、乙、丙表示该电的重要程度。重要的消息或社论、评论等都是“甲”(3946)，“丙”类报也不多。报务员一抄到(3946)就知道是重要电讯，要分外打起精神来。在这之后是该电讯的题目或导语，最后才是正文。每发100字作个段落，说明发到第几百字，即第几页(P)。新华社代表日期的电码跟中央社不同，中央社大都用韵目代码代表月期，一东、二冬、三江、四支……要死记31个韵目代码。新华社则简单得多，9901就是一日，9923就是23日。这种代日电码，现在是通行了，可能就是新华社首创的。新华社首创的电码，还显示标点符号代码。别的电报，包括中央社电讯，电文是不显示标点符号的，往往会出断句错误，闹笑话。当时电报明码本最后一页“99”是空白的，从9901到9931用作代日，从9933起,新华社就用作标点符号。9933是逗号，9935是分号，9937是句号，其他如问号、感叹号、引号、括号等，全部齐备。至于电文分段，则是在括号中发一个“另”字(0659)，表示从下一字起另起一段。电讯中有了分段和标点符号，译出来后就十分清楚醒目了。解放后的电报明码本，就把这一整套继承下来了。
   限于当时的条件，抄新闻电讯是有相当大困难的。由于新华社发报机功率不大，据说只有50瓦，它使用的波长(短波波段)主要考虑抄收对象是华北、华中地区，对距离较远的广东，就显得不太合适，而我们的收报机又是那么简陋、效能低，因而收听的讯号较弱；加上人体对收报机的感应大，使频率不稳定，有时身体或四肢稍为移动一下，讯号就消失，要细心转动度盘把它找出来。碰到有雷电或其他电台干扰，就更难从众多的杂音中捕捉到新华社的讯号。当然，我们报务员经历浅，经验少，技术不过硬，是主观上的原因。报务员抄报时，往往是左手扶着调节度盘，右手执笔，随着讯号变化而不断地微小地调节度盘，有蚊子叮咬也不便乱动。声音微小时，低着头全神贯注，恨不能钻到收报机里去。不过，这种客观困难还是逐步克服。到后来，新华社换了500瓦的大功率发报机，我们的收报机在机务股同志的努力下得到改进，到后半夜情况好时，把耳机放在桌上也可清楚听到。碰到这种好情况，明码记得比较熟的报务员可以不抄电码，在每组电码发完后直接写下汉字(当然，这很费神，所以不能较长时间这样做)。另外，疲劳对抄报也有较大影响。比如因行军疲劳，刚住下马上就当班抄报，或换班前没有休息好，上机后过一段时间就受疲劳袭击，往往在一瞬间就迷糊过去，随即又惊醒，就抄丢了一两组电码；有时是半迷糊状态，但还能凭条件反射，对耳机中传出的讯号，作出反应而抄下来，几秒钟后突然惊醒，一看，电文倒没抄漏，可是没有分行，一直写下去，或者分了行而把后面一行重叠写在前一行上面。到第二天译电时，会引起一阵大笑。
   电讯抄下来后就要译电，把电码译成汉字，除了专职译电员外，没有当班的报务员、见习员也都围着桌子干起来。译得多了，明码也记得多了，就可少翻电码本子，速度也快了。不过，由于抄收时情况不好而抄错、抄漏是常有的事。有时丢了几个字，甚至一百几十字；或者抄到一点丢掉一点，断断续续；或一组电码抄不齐全，或把组与组之间的间隔搞错。碰到这种报文，就头痛了。但是大家还是尽力想办法试译，尽量多译出一些。这也是要费一些功夫的。一是要熟识电码；二是要联系摩氏电码特点，比如3和4、6和7常会搞错，有时6可能是05的误抄等等；三是要懂得一些汉语词句结构的基础知识；四是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时事等方面的常识；这几方面结合起来，用各种推理判断方式进行试译。每当我们为了一组或几组电码而长时间思考，而终于得以正确译出时，便会感到一阵无比的欣慰。尽管如此，不少电讯最后还是因“回天乏术”，电文中便出现不少“××”和“约缺若干字”的残缺现象。看到这些，我们心里就不好受了。
   电讯译好后，要从头校阅一次，作最后的补正，加上标题，然后由交通员立即送往领导机关和前进报社。
   新闻文件台的第二个任务是抄收密码文件并和新华总社电台联络。新华社电讯通播结束后，用另外的呼号呼叫，通播密码文件，让各地电台抄收。这种文件机密性不大，但又不便公开用明码，所用密码是较简单的。通播电文多少不等，时间长短不一，有时没有报，就说“NIL”结束了。
   东江纵队孤悬南方敌后，党中央和新华总社对和我们联络是很重视的。当时总社决定用最大功率的发报机同我们联络，派老报务员上机。因为我们发射功率太小，开头听不到我们的讯号，后来专门把机器搬到山上，改善了接收环境，才联络上了。我们收听总社却不困难，因为总社是用通播的那部发射机，我们当然很快就听到了。每次联络，总社电台先是问我们有哪些漏抄的地方，给我们RPT(重发)。就连明码电讯，如有重要缺漏，也给我们RPT。后来因为联络顺畅了，改用别的机器同我们联络，新闻稿不在那儿，就无法再得到这个好处了。我们给总社发的电报，多数是本地区的战报和其他消息，不过数量不多。
   1945年，当我们的收发报机都得到改善后，为提高工作效率，就想试用BK(Break in)即插入式进行联络。通常双方联络，总是乙方发报时甲方收接，乙方发报时甲方收接，发多少时间才让对方回话，一般决定于联络情况。如情况良好，可以多发出一点；如不好，发出几十字就得停下来让对方说话，看抄得如何，有什么缺漏要重复。有时情况不错，一连发了几份报，再向对方一问，却因突然干扰或变化而大部分未抄好，只好重来。这样是很费时费事的。BK这种方式，是甲乙双方的收发报机都随时在工作状态之中，甲方在发报时同时守听乙方电讯，乙方在收报时如有障碍、干扰、疑问，可以立即按下电键，甲方即停止发报，让乙方说明情况，或进行重发或采取其他技术措施，跟打电话差不多。用这种方式，报务员工作时精神要更集中，手摇发电机要稍放远一点以减少噪音干扰，而且要不停地摇机，但通报效率却大为提高了。总社电台同意试验，很快就试验成功。其后，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用BK工作，基本上保持顺畅。直到1946年元旦过后几天，我们在大鹏半岛南端的西涌奉命转移接受新任务，跟总社电台进行了最后一次联络。

在新闻台的革命集体中

   广东区党委和东纵领导机关对电台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当电台离开领导机关单独驻宿时，总是派出强有力的警卫小分队保卫电台。1943年第一任警卫排长就是骁勇善战的邱特同志。也确实有过几次在敌人袭击时，依靠他们英勇作战，流血牺牲，使电台得以安全转移，并使我们受到激励。在器材装备方面，上级通过各种渠道，从敌占区购买运送回来，使电台各种机器、零件以及电池、纸张、铅笔等能得到保证供应。在生活方面，也给电台较多的照顾，在当时困难条件下，在正常生活津贴之外，还给予技术津贴，以保证报务人员健康。领导同志经常关心和过问电台工作，尤其是纵队政委尹林平同志，只要住地与新闻台在一起，他就经常到电台，看看最新收到的消息，再跟报务员谈谈。对一些较老的报务员，他差不多都认识。
   区党委对电台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是十分重视。1944年初，由于杜襟南同志要专任机要译电工作，特别派陈志华同志来代替他担任电台的政委。陈志华同志是个老党员，原在中央苏区工作，后在粤北省委工作。1942年粤北省委被破坏后来到东江。他到电台不久，曾分几次连续向大家讲述自己的一段经历：中央红军长征时，他被留下来，后来在突围中失掉联系，几经曲折、险阻和艰苦，以至于与乞丐为伍，最后终于找到党。他朴素而生动的叙述，震动了大家的心。我们不只是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树立了一个信念：要做这样忠于党的事业、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革命初衷、百折不挠努力奋斗的共产党员。接着，在陈志华的建议和领导下，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自我教育：每人讲述自己的“光荣的一页”。虽然当时大多数同志都不能说有过什么特殊的“光荣”经历，但通过讲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经历过的事情，对本人、对别人都有教育和启发作用，从正面鼓起了大家克服缺点、奋发向上的热情，收到很好的效果。凡参加过的同志，到后来都没忘记这件事。陈志华对我们的教育，不单是言传，更重要的还是身教。他为人正派，从不摆“老革命”、“领导人”的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很关心别人，对同志诚恳，循循善诱，启发帮助，耐心等待。他有较严重的肺病，身体不好，但工作极为勤奋，刻苦认真。他勤俭节约，一张小纸片也不舍得丢掉，一小段铅笔头也要接起来再用;他对自己的生活更从不计较，吃的、用的、穿的，都十分简朴。他的言传身教对电台同志思想上政治上产生很大影响，大家很尊敬他，愿意接近他，接受他的教导。他和新闻台在一起的时间较长，对我们的教导也就更多。
   新闻台(和其他各个电台)所用机器得以逐步改进，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机务同志的努力，特别是归功于机务股长文星辉(杨兆麟)所起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文星辉就参加革命工作并入了党，在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过，通晓英语，并有丰富的无线电机务工作经验。1944年到东纵，成为东纵电台专职的机务工作人员。他对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任劳任怨，精益求精。电台机器的装配和改进，都是在他直接主持下进行。新闻台的不调整高放收报机是他建议并装成的。美军送来的小型电台，经过他的努力，掌握了其性能特点，逐部进行调试，并使大家学会了使用方法。
   在新闻台工作的报务员都是l0多岁或20岁出头的青年人，都是受了党的教育，有了进步而志愿投身抗日战争到部队来的，一般具有中学文化水平，虽然免不了有点幼稚和有些缺点，但政治素质好，工作热情高，自觉性强，肯学习，求进步，能吃苦，不知名利为何物，一心只想做好工作。电台分配任务，编排当班次序，从没发生过纠纷。轮到当班者，戴上耳机，就把一切置诸脑后，而把生理上的、技术上的全部能量集中到一点：捕捉住每一个电码。不当班的时候，除了必要的休息或有别的任务，都能自觉去译报，或者在振荡器上练习发报手法。有时因为人少或通播时间延长，有的同志一个晚上要当两次班，都能高兴地去完成。别的同志也都注意保持安静，使这些同志能在两班之间休息好。工作空闲时大家也会一起玩，而且玩得很痛快。有时也会凑在一起煲一次糖水或吃一顿狗肉，“享受”一下。新闻台里还有摇机员、交通员、炊事员。他们也都是从部队中选拔来的好同志，所做的工作是整个电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摇机员行军的时候要挑着几十斤重的机器担子。一到宿营地，就要去借或买竹、木竿，然后一同把竿子竖起，把天线架上去。接着就要当班摇机。当敌情较紧张或流动性大时，每次工作结束，就得把天线拆下，收拾好机器担子，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可以挑起就走。交通员则不论日晒雨淋，白天黑夜，每日奔走传送电讯稿和其他文件，并把他们所见所闻的信息带回来，增添大家不少乐趣。事务长和炊事员大多是女同志，除了每天要为大家做好两顿饭外，隔几天就要走10里20里去趁圩，采购各种食物和用品；行军时，还要挑着伙食担。总的来说，新闻台和其他电台一样，是个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革命集体。
   在新闻台这个集体中工作是幸福的、有意义的。报务员每天通过无线电波接触世界，好消息坏消息都最先知道；是各种文章——中央文件、领导人著作、社论、评论……的第一批学习者。每天在交通员出发前，总是利用空隙时间大家在一起把当天的重要电讯、文章念一遍。这些信息都是那么鼓舞人心，启迪人智，而且都将迅速地传播到部队每个指战员和敌后、前线的广大群众中。为此，报务员们心中充满了兴奋、自豪和责任感。
   新华社播发的国内新闻，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敌伪的战斗消息，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以及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生产活动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英勇作战、艰苦奋斗、民主团结、朝气蓬勃的形象，给人民大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学习的榜样和抗战胜利希望之所在。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新闻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倒退、黑暗的丑恶现象的。
   新华社播发的国际新闻，主要的当然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报导了。其中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它的发展和变化，牵动大众的心。我们绘制了一些苏德战场的简单地图，用它来了解战况。到后来红军反攻节节胜利，几乎每天都有解放某城市鸣炮多少响的公报，我们也用小红纸旗插在地图上。其次，太平洋战争的情况，由于是在亚洲，打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大家也很关心。
   有几件印象特别深的难于忘怀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1942年下半年起，为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党中央决定通过新华社电台连续播发整风文件，包括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等。为配合整风学习，还播发了其他一些文献。这时我从事译电工作，还未当报务员，但从这时开始我认识到新华社电台的重大作用。
   1945年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4日开始，新华社播发了“七大”开幕的长篇新闻，其中包括任弼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的讲话以及岗野进的讲话。接着就每日连续播发《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个主要文件以及有关“七大”的大量报导。到6月13日，播发了中共“七大”胜利闭幕的报导、毛主席的闭幕词和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在此前后，为配合整风学习，中央通过新华社还播发了一些参考文件，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柯涅楚克的《前线》等。这一个多月是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抄收三个重要文件时，当班的同志十分严肃认真、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为保证抄收质量，采取了各种措施。当驻地较为安定时，同时分别用两部收报机抄收，以策万全。其间敌伪顽曾有几次袭扰活动，电台不得不随部队转移。为了不使在行军时漏抄，我们请示上级同意，把新闻台一分为二：潘雪琼同志带一部分人和一部收报机为一梯队，随大部队行军。我留下来和另一部分同志带一部收报机为二梯队，坚持在原驻地抄报。待到预计一梯队到达新驻地开始工作了，二梯队才停止工作由少数武装保护上路。用这种办法，依靠电台内外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终于基本上胜利完成抄收“七大”文件的任务。其中《论联台政府》是全文完整地抄收下来的，为此，区党委曾给予表扬。
   1945年8月10日夜间，突然报务员施斌同志把我叫醒，说：“何同志，刚才抄到的报说日本投降了。”我从床上跳起就到报房。果然，电报纸上的电码明确无误地写着：“在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两天之后，日寇已要求投降了。”我随即接过耳机上班工作。当天晚上，新华社电台连续工作，直至次日。在一天一夜中，有报就发，无报就叫“稍候”。11日凌晨，就发来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各部队向当地日伪军发出限期投降、反正的通牒。其后陆续分别给各个地区发出第二到第七号命令，其中第五号命令是给包括粤汉、广九、潮汕铁路在内的各地铁路沿线的抗日武装，要求相机进攻，迫敌伪无条件投降。从“日本投降了”的第一个喊声起，新闻台全体同志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抄下的电讯，随抄随译，随译随送。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虽然10日日本提出投降是有条件的，即要保留天皇的皇权统治，投降并未成为事实。但是，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的抗日军民，其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的情绪，正如突发的火山一样强烈。日本政府经过内部几天争吵之后，到8月14日，才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条消息的震动力比8月l0日就差远了。日本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大量播出各地军民大反攻的胜利进军消息，其中包括多条“新华社华南某日电”，报导东江纵队挺进铁路沿线和沿海各敌伪据点，攻占宝安县城，攻入增城，包围博罗、东莞等一系列胜利消息，奏出了东江军民抗日战争最强烈的音符。

原载《回顾东纵电台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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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石水澗之重要資料何太，1921年11月出生，广东东莞人，1939年3月参加广东东宝惠人民抗日游击队，1942年5月入党。1952年11月任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雷达系主任，后任训练部处长、副部长，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教务部部长。1984年8月在暨南大学离休。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的家乡广东东莞县就有共产党组织。抗日战争前，党组织已经在广大乡村中开始积聚武装力量，并通过上层统战工作，同东莞县社会军训副总队长颜奇建立良好关系。颜奇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在他支持下，县委派何与成担任社训总队政训员，并派干部到常备第一、第二中队任中、小队长。日军登陆大亚湾后，又成立了以抗日青年、工人为骨干的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模范壮丁队”，由县委军事部长王作尧任队长。日军迫近莞城时，常备队和部分模范队员在颜奇和何与成指挥下，在东江河畔击退日军进攻，毙伤敌多人。这就是东江战史上有名的“榴花之战”。日军占领县城后，国民党县政府的人跑了，县委把部队撤到山区。1939年元旦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这是东江纵队前身的两支部队之一。另一支部队是以曾生为首在惠阳成立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两支部队统一由中共东江军委领导。

东宝惠边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约200人，活动于广九铁路两侧东莞宝安地区。1939年4月，经过上层统战关系，取得国民党的正式番号：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曾生大队也获得另一番号。这样，我方可以有合法地位，也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来源，但活动就不能完全独立自主了。在此期间，曾多次袭击石龙、茶山等地的日军；11月在深圳到南头之间全线出击，迫使日军从南头（当时的宝安县城）由水路撤走。

1940年2月，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国民党惠州指挥所企图借机消灭我军，命令曾、王两部到惠州西湖一个半岛上集训，同时派部队向我驻地进迫。东江军委决定突围东移海、陆丰，沿途被国民党军追堵，损失很大。他们又以“谈判”为名，背信弃义，拘捕我军40多名干部战士，并将其中政训员何与成及中、小队长共六人杀害。我军余部在地下党及革命群众掩护下，隐蔽于海边一带。5月间，惠州指挥所宣布曾、王两部被“歼灭”，取消番号。

与此同时，党中央通过香港地下电台向部队指示：向国民党后方转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命令部队重返东宝敌后地区，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怕同国民党打摩擦仗。9月，部队秘密返回宝安敌后，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第三、第五两个大队，曾生、王作尧分任大队长，中共前线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

次年6月，日军400余人伪军200余人，进犯我大岭山地区，我军在广大民兵支援下与敌激战两日一夜，毙敌长濑大队长以下50余人。敌人从广州、石龙增派步骑兵千余人，施放烟幕掩护，才将被围之敌救出。事后，广州敌酋惊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从此部队在东江对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并发展壮大。

1943年12月，经中央同意，公开部队政治面目。发表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纵队下辖10个大队。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纵已经发展到9个支队，总兵力达11000人，地方民兵12000人。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俘敌9500余人。活动地区北到五岭，南到海边，东到河源、五华，西到广州外围及粤汉路，6万平方公里，450万人口的地区。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部队一起，开辟了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东江纵队是完全按照党的建军宗旨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年轻的。比起从红军时代走过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它是新生的小弟弟，缺乏基础，缺乏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经验。

第二、它孤悬敌后。同延安党中央和重庆南方局相隔数千里，不能及时得到指示；同八路军、新四军也关山相隔，不能得到支援。

第三、它处于敌、伪、顽（国民党顽固派）的三面夹击之中。国民党当局宣布我军为“叛军“（这和新四军相似），顽军经常窜入我游击区攻击我军，甚至当日伪军攻打我军时，它配合夹击。我军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很大部分是由顽军造成的。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主动去打日本侵略者。

第四、它的成员除工、农、知识分子外，还有众多华侨。广东华侨众多，他们爱国热情很高，对真正抗日的我军全力支持，出人出钱。日军南侵后即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该团被国民党当局解散后，其中大部分成员参加了部队。此外，直接回乡参军的华侨也有不少。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立了战功，成为战斗英雄；或为国牺牲，成为烈士。我的报务老师江群好同志，是马来亚富商女儿，通晓英语，回国参加抗战，成为东纵首位女报务员。

第五、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有特殊贡献。这地区濒临南中国海，同香港为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形成。东江纵队成立港九大队，进入新界地区，在九龙及香港岛开展游击战，从集中营中抢救出英国军政要员及其他外籍人士近百人。不久，英国在惠州成立“英军服务团”前线办事处，要求我军合作，收集集中营情报，协助他们进行营救工作。这一工作卓有成效，使东纵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因而受国民党忌恨和破坏。“英团”在1943年单方面断绝与我方关系，但我们一本初衷，继续给予帮助，又陆续营救出一批英方人员。"英团”团长赖特回国后写信给东纵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1946年7月英外交部代表在下议院作报告时，高度赞扬东纵的援助，并表示软佩。

1944年2月，美国14航空队一架飞机在袭击香港时被击落，飞行员被我军营救后安全返回桂林。5月，另一架轰炸机被击落，5个飞行员落在大亚湾，被我海上队救出。1945年1月，又救出14航空队和第3舰队飞行员各一名。这些飞行员回国后，都来信表示感谢。经过营救国际友人和飞行员的斗争，东纵的战略地位日益为盟国认识和重视。美国的《美亚杂志》发表了《东江纵队与盟国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指出东纵“对于盟军将来在华南沿海作战具有极大重要性”。

1944年10月，美国14航空队派军官欧代义到东纵，要求合作建立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纵请示后得到中央批准。为此，东纵专门成立一个有200多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就是深圳特区建设初期创造“蛇口经验”的袁庚同志），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和付出牺牲的代价，收集到包括机场、码头、运输枢纽以及日本华南舰队的密码等大量情报交给美方，美方认为这些情报“在质和量上都非常优越”，是他们在“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美方电台经常随我领导机关行动，后来发现他带来的报务员是国民党特务，就让欧代义辞退他，由东纵报务员江群好代替。（在“文革”时，林彪一伙为攻击周总理，对“美军电台”事件大做文章，她同曾生司令员、袁庚同志一样受了多年的牢狱之灾）以上这些，都是东江纵队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做出的主要贡献。

日军占领香港时，香港有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滞留，处境十分危险。中央电令驻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迅速营救。香港和内地各级党组织与东纵协同作战，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严密封锁，安全地将我国理论、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界的精英人士等约800人分批、分路送回内地，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胡风、黎澍、范长江、乔冠华、千家驹等。这就是东江纵队对祖国文化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因而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我家世居东莞县城。祖、父、兄都是教书的，大哥何鼎华、二哥何与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参加过共青团，后来又入了党。我从小就受他们的影响和教育，接触进步思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0月，我读高中三年级时，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都要参加集中军训。入营数日后日军登陆大亚湾，集训团迁到粤北连县，与家庭失去联系。1939年初，集训结束，恰好颜奇到连县向上级汇报工作，从而得知家乡情况，就希望他带我回去打游击，他欣然同意了。广东省国民军训少将总队长知道后，召见我和另一同学，说我们这样做是“匹夫之勇”，劝说我们留下来参加国民党培养基层干部的训练班，我们应付了几句还是走了，但他们不让颜奇再回东莞同“赤色嫌疑”的人在一起，改派他回他家乡海丰工作。回去一路上费用全是他出的，到海丰境内时，沿途还为我们一一指点并讲述大革命时彭湃的农军遗迹和事迹。到汕尾后，他把我大哥（他当时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的联络地址和他支援东莞部队的两百块钱交给我，送我们上了木帆船，一夜好风，次日早晨到了香港。（解放后在土改时期，颜奇被迫害而自杀了，十分令人惋惜）大哥即安排我回到东莞清溪的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扛一支步枪，当了一名游击战士。

1941年初，部队要办一份油印小报《大家团结报》，我被调去工作。报社只有5个人，负责人杜襟南。我们只有大致分工，实际上采访、写稿、编排、刻蜡版、印刷等什么都干。不久，得到一部直流再生式收报机，杜襟南学过报务，由他抄收中央社新闻电讯。我到敌占区买纸张油墨时，买到一个标准电码本，就负责翻译。想不到这件事竟成为今后数十年工作的转折点。1942年杜调去电台当政委，他想起我会译电，就把我也调过去了。

从一开始，领导上就重视电台工作。新编大队成立不久，就由戴机同志等人筹建电台，但因客观原因，未沟通联络。“东移”途中把机器隐蔽了。（“大家团结报”那部收报机就是从中取回的。）回到东莞敌后以后，深感因为没有电台不能及时得到中央指示而吃了大亏，于是更加紧这件事。香港沦陷后，中央在港电台人员经东纵回后方，其中刘澄清同志（原红四方面军报务人员）就协同戴机把电台搞起来，同延安党中央沟通了联络，这就是东纵电台的开始。

我到达时，电台位于香港新界大山中，只有一户人家，我们自搭草棚居住和工作   ( GY     就是 石水澗 )。能上机工作的只有刘、戴和江群好三人（杜负责译密码电报）。主要同延安总台和重庆南方局电台联络。此外时间才抄收新华社通播的明码新闻电讯。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译电。随报务员上机，他抄一页，我译一页。到下半夜通播结束，将译出的电文复写若干份，凌晨即派交通员送往领导机关。第二个任务是在白天为警卫人员和摇机人员上政治课和文化课。1943年3月，已装配好第二个收报机。因为政治部和前进报社都在东莞敌后，我随两位报务员组成一个小新闻台到东莞厚街，这里是敌人的窝，街上随时可见伪军，我和电台分开住在不同的人家，初试“地下工作”的滋味。两个月后又返回总台。
说老实话，我对这个工作是不安心的。觉得太单调乏味，更不能“发展”（就是职级升迁），多次表示，不想再进一步学习报务技术。但是，工作实践教育了我。新华社通播的电讯不只有国际、国内的信息（那时苏德战争正激烈进行，解放区战场也连连取得胜利和发展），而且许多重要的社论都有很强的指导性，特别是有关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包括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以及辅助性材料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苏联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等，都从空中传送过来，使广大指战员和敌后群众都能迅速从中得到启发、教育和鼓舞，我越干越觉得这个工作挺重要，挺有意义，就改变了原来的错误想法。1943年冬，开始学习收发报技术，决心做一个称职的报务人员。当时，党在华南地区原有的电台先后都损失了，东纵电台是中央对南方指导工作的重要通道，它还要负责建设其他地区的电台。所以，广东省临委对电台建设抓得很紧。首先是人员的建设。把原有几个电台的同志们调来，又从香港调来文星辉同志主持机务方面的工作。更主要的是从部队和地方党调来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陆续办了四期训练班，培养出近百人的新生力量。其次是机务建设，由文星辉从香港买来零部件，自行装配收发报机。收报机是直流三管再生式，发报机是哈特来式，用两个6L6真空管，手摇发电机供电。尽量做到可靠，轻便，易操作。也曾缴获敌人的电台，但效率不比我们的好，还太笨重，所以就没用它。14航空队电台来后，美方送了几套军用电台，都较轻便、高效，但收报机是由手摇机供电，长时间收报不合适，我们只用其发报机和手摇机。

为了加强电台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上还调来陈志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是浙江人，1925年入党，中央红军长征时被留下，曾被捕，后又机智逃脱，四处流浪找党，直到抗战开始，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才找到关系。他身体很不好，但勤恳认真，生活朴素，待人谦和，工作深入。同我们详细讲述自己找党那段历尽惊险、艰难困苦的经历，大家深受教育。随后他组织我们搞“光荣一页”活动，让大家各讲一段个人有意义的经历，以激励自身，启发他人。这件事使大家深受教育，经久不忘。当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确实干过几件出格的事，被人称为“牛何”（牛就是牛脾气，广州话曰“牛精”）。在他言传身教之下，也有所改变。“文革”时，他在大连市委工作，被毒打致死，令人悲愤。

我参加报务工作后，主要是抄新闻。1944年7月，中央批准成立新华社东江分社，新闻台从总台独立出来，改称新闻文件台。除抄收延安总社通播电讯外，还抄收通播的密码文件，并同总社电台联络，向总社发出密码的新闻和战报。我在此工作到1946年1月。

最初，总社发射机功率不大，我们的收报机性能又不好，收报时，右手执笔，左手扶着度盘，从纷杂的讯号中把握到总社讯号。因为人体感应影响大，身体或双脚稍一动弹，讯号就消失，就得再找回来，加上有各种干扰，造成漏抄或抄错，译电时面对残缺不全的电文，真不是滋味。后来总社发报机功率大了就好些，下半夜时情况就好些，讯号强，加上发报同志漂亮的手法，听来就如乐曲般美妙。熟记明码的人，还可以不抄数码而直接写出汉字。（但不能持久）同总社联络时，总是通播一结束，马上呼叫我们，我们有重要错漏，即可重发补正。我深知，我们发报机功率不大于15瓦，收听我们的发报是很困难的，能保持联络顺畅，是总社同志的功劳。在西电工作时，李光绳同志告诉我：总社当时派最好的报务员，并多次改变电台位置求得最好效果，来照顾南方这个“小弟弟”。

电台同志大多数是10多岁或20岁的青年，政治素质好，自觉性高，肯学习，能吃苦，在艰苦物质生活和频繁的移动中，能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一心把工作做好。耳机一戴，一切置于脑后，把生理上，技术上的全部能量集中到一点：捕捉住每一个电码。下班后，就参加译电。（这时早已没有专职译电员了）每日电讯译完送出之前，大家围坐在一起，作为首批学习者，把重要消息、文章念一遍。工作之余，除了学习，主要娱乐就是唱歌，间或与警卫部队一同围坐户外开文娱晚会。高兴了，大家凑份子吃一次红薯糖水，或吃一次狗肉解解馋，挺快乐的。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电台也有很大发展，陆续派出了各支队电台和省内其他地区部队电台。1945年初，领导机关移到东江北岸，在粤东名山罗浮山南麓几个寺观内一字排开四个电台：联络一台（对上级和友邻），联络二台（对下属），军情台和新闻文件台。正是苏联红军大举反攻德军直捣柏林之际，几乎每天都收到红军解放了什么城市，莫斯科鸣礼炮若干响以示庆祝的振奋人心的消息。4月，中共七大开幕，开始抄收大会报道和文件。特别是抄收毛主席的报告《论联合政府》时，就集中全力抄收，并增加一部收报机，两部机同时抄收不同波长的通播（总社通播是同时使用数个波长播出的）。当部队要转移时，就用两部机接力抄收，保证了全文完整无缺地接收下来，为此得到广东区党委的嘉奖。我至今还保存有当年由前进报社出版的《论联合政府》油印本。

8月10日晚间，我刚上床休息，当班报务员叫我：“何同志，好像说日本投降了。”我到报房一看，电码确实显示：“在苏联红军参加远东战争两天之后，日寇已要求投降了。”我们把这份电稿立即让交通员送往领导机关。其后24小时内，总台不断地发出消息，连续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七号命令，其中第五号命令要求包括粤汉、广九、潮汕铁路在内的各地铁路沿线抗日武装向敌进攻，迫使其投降。到14日日本才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0日夜间“日本投降了”第一个喊声响起，全台同志就紧张兴奋地投入工作中。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但同时又担心：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加紧对付我们，后面的日子会更艰苦。果然，国民党的美械装备部队汹涌而来，向敌后军民“收复失地”了。经过艰苦的自卫战斗和党中央同国民党谈判，东江纵队和广东其他地区几个部队的少数干部2500余人，结束了将近八年的艰苦战斗，在曾生司令员率领下，于1946年6月底，由海路北撤山东烟台。

解放战争期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两广纵队，参加了济南、淮海等战役。留下来的力量，在东江地区迅速成长壮大，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原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它的活动地区和兵力比东纵还大。1948年秋，和南下的两广纵队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配合南下的野战大军，解放了广州和广东全境，圆了“打回老家去”的心愿。

因为工作需要，1946年1月我和新闻文件台部分同志被调到香港新华南通讯社（本该叫新华社华南分社，因英国人不同意而用此名。）电台工作。几个月后，又受命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大城市中工作。但这回不再是新闻台，而是同延安党中央和香港分局电台联络。两年之后，经我们培训的两个本地接班人已经能独立工作了，就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东江，在粤赣湘边纵电台工作。然后进入广州，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华南军区电台工作，后来又调到军委工程学校工作，结束了十年的电台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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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改期8月8日進行
其他情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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